不过话又说回来，宋神宗的变法，倒也不是自寻烦恼，无事生非，为政绩而政绩。变法是有道理的，甚至可以说是有远见卓识的。我们知道，一个ฐ成熟ງ的王朝，如果顺顺当当地延续了上百年，那就几乎ๆ一定会出问题。因为历代王朝实行的政治制度，即中央集权的帝ຓ国制度，其合理性是建立在生产力水平不高，社会成员普遍贫穷落后的基础之ใ上的。正因为ฦ普遍贫穷落后，这才不但需要一个ฐ统一的国家，而且需要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力实体（朝廷）或权力象征（皇帝）。一旦富裕ษ起来，强盛起来，或贫富拉开差距，王朝发展成超级大帝ຓ国（突破规模），麻烦也就接踵而至。《宋史·食货志》说：“承平既久，户口岁增。兵籍益广，吏员益众。佛老外国，耗蠹中土。县官之费，数倍于昔。百姓亦稍纵侈，而上下始困于财矣！”也就是说，和平安定的时间长了，人口就会大幅度增长，开支也会大幅度增长。一是军队越来越庞大，二是官场越来越臃肿，三是宗教越来越兴盛，这些都要增加费用。何况富裕起来以后，要求也不同于前。不但官员的排场越来越大，就连民众的生活也渐渐奢侈，财政岂能ม不成问题？
因此每到王朝的鼎盛时期，动乱的烽烟便已悄然升起，帝国的丧ç钟็也已悄然响起，只是大家看不见也听不见。他们看见听见的，是形势大好，是歌舞升平，是“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是“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但等到“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时，就后悔莫及了。大唐便是这样。
申屠嘉也从不拍马屁，反倒疾恶如仇。汉文帝有个“幸臣”叫邓通。这家伙是个ฐ小人，也是恃宠骄人（孝文时中ณ宠臣，士人则ท邓ฑ通，宦者则赵同）。申屠嘉ล却不吃这一套，逮住把柄就问罪，邓通把头磕破了也不顶用，最后还是皇帝出面赔礼道歉说好话，才算了事。这事让申屠嘉ล在朝廷享有崇高威望。所以，申屠嘉憎恶晁错，就等于一大批正人君子都憎恶晁错。晁错得罪了申屠嘉ล，则等于得罪了一大批好人。
晁错的性格中还有一个ฐ问题，就是执著。他是那ว种认准了一条道儿跑到黑、不见棺材不掉泪的人。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政治理想，他可以不顾ุ一切，包括自己的身家性命。汉景帝ຓ二年八月，晁错由内史晋升御史大夫，极力推行削藩政策，引起舆论哗然。晁父特地从颍๓川赶来，问他：皇上刚刚ธ即位，大人为ฦ政用事，就侵削诸侯，离间人家骨肉，究竟是为什么？晁错说：“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晁错的父亲说，他们刘家倒是安全安稳，我们晁家可就危险了（刘氏安矣，而晁氏危矣）。我走了，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吾去公归矣）！“遂饮药死”也就是服毒自杀了。
汉景帝ຓ给儒道两ä家的争论和了稀泥，窦太后就没有那么好说话了。窦太后把辕固叫了去，要他读《老子》。辕固撇了撇嘴吧说，这是家奴童仆之书。窦太后勃然大怒，要辕固到角斗场和野猪搏斗ç，多亏景帝挑了把好刀给他，这才死里逃生。我们知道，景帝一朝，窦太后也是当家人，对当时政治的影响很大。她老人家态度如此，大家自然也都是信奉道家的。
其次，大家都认为七国造反，全是晁错惹的祸。刘ถ濞有没有问题？有。比如“称病不朝”就是。称病不朝当然是“失藩臣之礼”但刘ถ濞装病是有原因的，原因就是他的太子入朝觐见的时候，由于一点小事被当时还是皇太子的汉景帝杀了，从此两家关系不好。以后又怕皇帝ຓ杀他，就更不肯来朝了。所以，装病“计乃无聊”后来，文帝赐吴王几杖，又准其告老不朝，关系也就改善了。可是晁错偏偏没事找事，引火烧身，摸那老虎的屁股，终于惹下大祸。那么，不整治他，整治谁？
事实证明，袁盎的这个ฐ主意并不灵。晁错被杀以后，七国并未退兵，作为汉使的袁盎反倒被吴王扣了起来。袁盎给汉景帝出了诛杀晁错的主意后，被任命为“太常”（主管宗庙礼仪和教育的部长），出使吴国。袁盎满心以为吴王的目的既已达到，应该见好就收的。谁知道吴王的胃口已经吊起来了，根本不把袁盎和朝廷放在眼里，不但连面都不见，还丢下一句话：要么投降，要么去死。这下子袁盎可就哑吧吃黄连了。虽然后来他总算从吴营中逃了出来，却也从此背上了一个恶名：挑拨离间，公报私仇，谗言误国，冤杀功臣。
其实，把错杀晁错的责任都算到袁盎身上，也是冤枉的。因为袁盎当时的身份，只不过一个被罢了官的庶人。他向景帝ຓ提出的，也只不过一项“个ฐ人建议”然而处决晁错却是正式打了报告的。打报告的是一批朝中大臣，包括丞相陶青、中尉陈嘉ล、廷尉张欧（颜师古注欧音区）。当时的制度，中央政府的高级官员是“三公九卿”三公就是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丞相是最高行政长官，相当于总理或行政院长；太尉是最高长官，相当于三军总司令；御史大夫是副丞相兼最高监察长官，相当于副总理兼监察部ຖ长。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合起来就是“宰相”所以宰相是三个，不是一个。部ຖ长则有九个，叫“九卿”陈嘉担任的中尉，张欧担任的廷尉，都是卿。尉，是武官。那时军警不分，尉可能是军官，也可能ม是警官，还可能是军官兼警官，职责取决于“尉”前面的那个字。比方说，太，是“最高”的意思，太尉就是全国最高军事长官。中，是“宫廷”的意思，也代表“京师”和外地的“外”相对应。中尉的职责，是负责京城的治安，所以中尉就是首都卫戍司令兼公安部长。廷，则是“朝廷”的意思。廷尉的职责，是掌管刑律，所以廷尉就是司法部长兼最高法院院长。一个政府总理，一个公安部长，一个司法部长，三个ฐ人联名弹劾晁错，分量是很重的。
免役法是针对差役法的改革。差役也叫力役、徭役、公役，其实就是义务劳动。这是税收（钱粮）以外的征收，本意可能是为了弥补低税制的不足，也可能是考虑到民众出不起那么多钱粮，便以其劳力代之。但这样一来，为了保证国家机器的运转，老百姓就不但要出钱（赋税），还要出力（徭役），实在是不堪重负。事实上宋代的力役，种类也实在太多。有保管公物之役，有督收赋税之ใ役，有追捕盗贼之役，有传递命令之役，不胜枚举，人民群众自然也就不胜其烦。但这还不是最麻烦的。麻烦在于，正如《宋史·食货志》所说“役有轻重劳逸之不齐，人有贫富强弱之不一”因此承平日久ื，便“奸伪滋生”有钱有势的缙绅人家服轻役或不服役，沉重的负担全部落在孤苦无告的贫民身上。这些人平时都有终日忙碌的生产劳动，服役太多，则生计无着。于是，为了规避重役，一般民众“土地不敢多耕，而避户等（怕评为大户人家）；骨肉不敢义聚，而惮人丁（怕评为人多之ใ户）”他们“或孀母改嫁，亲族分居；或弃田与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单丁（单丁免役）”；甚至铤而走险“不得已而为盗贼”这对于农业生产和社会安定当然都十分不利ำ。
王安石的办法是改“派役”为ฦ“雇役”即民众将其应服之ใ役折合成“免役钱”交给官府，由官府雇人服役。这样做有三个好处。第一，农民出钱不出力，不耽误生产；第二，所有人一律出钱（原来不服役的官户、寺观出一半，叫“助役钱”），比较公道；第三，忙不过来的人腾出了时间，社会上的闲散人员则ท多了一条生路，两全其美。所以，后来废除免役法，恢复差ๆ役法时，就连所谓“旧党”中ณ人也不以为然。苏轼就说，免役、差役，各有利弊。骤罢免役而行差ๆ役，怕不容易。范纯仁也说，差役一事，应当缓行。可见此法是得人心的。
其实免役法是当时所能ม想出的最好办法。当然，治本之ใ法是彻底免除力役。但这并不可能做到，而能够想到以雇役代派役，以免役钱代服劳役，我们已经不得不惊叹王安石观念的超前了。因为这种办法用语言来表述，就是“货币化服役”类似于今天的“货币化分房”只不过两者的目的不同而已，但思路却有着惊人的一致。
看来，王安石的变法方แ案并非一时冲动，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它相当科学，而且至少在理论上是可行的。最高当局的决心也很大，并为此专门设立了类似于“国家体改委”的变法领导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未几，均输、青苗、水利ำ、免役、市易、方田、均税、保甲、保马诸法相继出台，一场关乎国运兴衰、民心顺逆的重大改革运动在全国铺开。
但宋神宗和王安石都没有想到，这次改革，不但阻力重重，而且一败涂ิ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