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心耿耿也如此。忠心耿耿是优点，但往往同时也是缺点。因为忠心耿耿的人往往固执己้见。他们总以为既然自己是“忠”则ท别人（持不同政见者）一定是“奸”；既然自己是“一心为ฦ公”则别人（持不同政见者）一定是“一心为私”这又哪里听得进不同意见？如果不能广泛听取不同意见，又岂能做出的正确判断和决策？结果是，一旦ຆ他们做出某种决定，便一定自以为是，而且一意孤行。因为在他们看来，自己的决定是为公的，不是为私的。处以公心，就无所畏惧。无私者无畏ั嘛ใ！
晁错主张削藩虽然很早，考虑却不周全。我们只看到他极力鼓吹削藩，却没看到他做过什么“可行性研究”提出什么“可操作方案”对于由此而可能导致的风险，他只有“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一句空话。诸侯反了怎么办，他是没有对策的。显然，他只想到了“应该去做”没考虑“能ม不能做”以及“如何去做”他对削藩的困难明显估计不足，对双方的情况明显掌握不够，既不知己，也不知彼，焉能不败？还有一点也很不好：他太想尽早完成这一伟业了。结果势必急功近利，不讲策略，草率从事。这就既没能做到事先“知其当然”又不能做到事后“徐为ฦ之图”
就说“言守边备塞”所谓“守边”当时指防御匈奴。作为北方的游牧民族，匈奴一向是“中ณ国”的大患。用晁错的话说，就是“汉兴以来，胡虏数入边地，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这实在让人恼火。所以晁错也主ว张对匈奴用兵，还比较了匈奴与“中国”的长短优劣，得出“匈奴之长技三，中国之长技五”的结论。这里要说明一下，就是当时所谓“中国”和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国”并不是同一个ฐ概念。当时的“中ณ国”是“中央之ใ国”的意思。古人认为，天下五方，东西南北中ณ。中ณ央居住华夏民族，四方居住其他民族。其中，住在东方的叫做“夷”住在南方的叫做“蛮”住在西方的叫做“戎”住在北方的叫做“狄”华夏民族既然住在中央，当然是“中国”“中ณ国”之“长技”既然多于匈奴，当然可以战而胜之。因此，晁错主张，用“以一击十之术”“兴数十万之众，以诛数万之ใ匈奴”
晁错认为，秦代的戍边失败，在于决策有误；匈奴的难以对付，在于流动不居。秦有什么เ错误呢？第一个错误，是动机不纯。秦始皇的目的，不是为了保卫边疆救助人民（非以卫边地而救民死也），而是为了满足贪欲扩大地盘（贪戾而欲广大也），结果“功未立而天下乱”第二个错误，是方法不对。秦王朝的办法，是调遣内地军民轮流戍边。内地军民千里迢迢赶到边疆，既不熟悉情况，又不服水土，结果是作战则被人俘虏（战则为人擒），驻守则自取灭亡（屯则ท卒积死），到เ了边疆的死在边疆（戍者死于边），走在路上的倒在路上（输者偾于道），不过徒然地劳民伤财而已。第三个ฐ错误，是政策不好。晁错认为，但凡军民人等甘愿坚守战斗到เ死也不投降败退的（凡民守战至死而不降北者），都是有原因的（以计为之ใ也）：要么是因为“战胜守固”能获得封赏，要么是因为“攻城屠邑é”能掠得财物，这才赴汤蹈火视死如归（蒙矢石，赴汤火，视死如生）。可是，秦代的戍卒只有千难万险（有万死之害），没有半点好处（无铢两之报）。一个人战死之ใ后，他的家人连减免一百二十钱赋税的待遇都享受不到เ（死事之ใ后不得一算之ใ复），谁还肯前赴后继？所以秦代的军民，无不视疆场如刑场，视戍边为送死（秦民见行，如往弃市），还没走到半路就准备叛变了，陈胜就是例子。这是秦的错误。
这当然也不是一点依据都没有。比如前面提到的邓公，就说过“吴王为反数十年矣”的话。吴王自己，也说他“节衣食之用，积金钱，修兵革，聚谷食，夜以继日，三十余年矣”但这也只是一说，而且都是事后说的。事实上，吴王造反，事前并无证据。“七国之乱”平定后，政府军在他们那里也没找到什么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反，《史记》、《汉书》都说“吴王濞恐削地无已๐，因以此发谋，欲举ะ事”或者“吴王恐削地无已，因欲发谋举ะ事”即都认为ฦ吴王的造反是削藩逼出来的，也可以说是“正当防卫”或“防卫过当”至于晁错弹劾楚王和胶西王的那ว些事，比如楚王在太后丧期乱ກ搞女人，胶西王卖了官爵，也都不能说是“罪大恶极”当然，晁错是御史大夫（副总理兼监察部长），弹劾这些诸侯是他分内的工作。但如果以此作为削藩的理由，那就是找岔子了。
何况，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言：“根据当日的观念，造反不一定要有存心叛变的证据，只要有叛变的能力也可以算数。”（《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何况刘濞不但有能ม力，也有形迹，比如靠着财大气粗，广散钱财，招兵买马，笼络人心，而且专门招募那些亡命之徒。这不是想造反又是什么呢？汉景帝也说，吴王大力发展铸铜和煮盐产业（吴王即山铸钱，煮海为盐），用这些收入来吸引人才（诱天下豪杰），一大把年纪了还公然造反（白头举事），如果没有万无一失的准备，会跳出来吗（此计不百全，岂发乎）？所以，灭吴，也不算冤。
最常规的是“正说”比如《三国志》和《大唐西域记》；最流行的是“戏说”比如《三国演义》和《西游记》。《三国演义》是“戏说”吗？是。因为它不但“演义”（发挥），而且“演变”（篡改）。就算它态度严肃，不是“戏说”也有歪曲编造成分，是“正说”加“歪说”甚至“胡说”不过《三国演义》还只是“走调”《西游记》就“离谱”只好称之为“大话”我们现在都知道《大话西游》“大话”了《西游记》，很少有人想到《西游记》才是“大话”的祖宗！但《西游记》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谁都知道那是神话。《三国演义》就不一样了，很多人把它当作历史来看，甚至以为ฦ那就是历史。从这个意义แ上讲，《三国演义》是不叫《大话三国》的《大话三国》。
然而真正静下心来阅读历史文献的人却凤毛麟角“正说”的影响力和读者面，与“戏说”、“大话”相比，也“不可同日而语”为什么呢？因为ฦ后者好看，前者难懂ฦ；后者有趣，前者乏味。真实的不好看，好看的不真实，想满足趣味就难免“上当受骗”要弄清真相就必须“硬着头皮”这就矛盾，读者也就两难，因此要有一个ฐ办法。这个ฐ办法，我以为就是“趣说”所谓“趣说”就是历史其里，其表，既有历史真相，又有文学趣味。这当然很难，但并非做不到，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便是典范。
宋神宗显然不愿意看到这种结局。
事实上当时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据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引卢策所言，宋仁宗皇祐年间，国家财政收入三千九百万，支出一千三百万，占收入的三分之一。宋英宗治平年间，国家财政收入四千四百万，支出八百八十万，占收入的五分之一。而到เ了神宗的熙宁年间，收入虽达五千零六十万，但支出也是五千零六十万，竟占收入的百分之百。如此说来，赵顼的国库，岂不等于是空的？
支出增长的原因很多。按照《宋史·食货志》的说法，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是辽夏威แ胁，长期作战，岁费弥加。这一条其实包括两项ำ，即“军费”和“岁费”所谓“岁费”就是大宋每年送给辽国和西夏用来购买和平的钱。这些钱，不但年年要给，而且不断增加。这是没有办法的事，除非能把辽国和西夏灭了。不过宋王朝显然没有这个能耐，不被他们灭掉就是万幸。但买来的和平并不可靠，所以军费和岁费一样，也是有增无减。
二是募兵益广，宗室蕃衍，吏员岁增。这同样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你不可能ม不让人口增长，更不能ม不让皇亲国戚、凤子龙孙们生儿育女。于是只好相应增加管理的人员和机构，增加职务和官位。结果“禄廪奉赐，从而增广”
其三就是制度问题了。宋代实行的，是中ณ书、枢密、三司各自为政的制度。中书就是中书省，管行政；枢密就是枢密院，管；三司就是户部、度支、盐铁ກ，管财政。据《宋史·食货志》记载，早在宋仁宗至和年间，谏官范镇就看出了这个制ๆ度的问题。范镇上疏说：“中书主ว民，枢密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结果，国库早已空虚，枢密院却还在招兵买马（财已匮，而枢密院益兵不已）；人民早ຉ已๐贫穷，财政部还在横征暴敛（民已困，而三司取财不已）。中ณ书省知道民众的情况，却无法制止枢密院的征兵和财政部的聚敛。当然没有办法的。因为这种制度，原本就是为了削减相权加强皇权，哪个皇帝ຓ肯改？
实际上，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本身就有问题。从皇祐到เ熙宁，不过二十年光景，财政收入就增加了百分之ใ十二以上。在当时的条件下，经济增长哪有这样的速度？显而易见是加重人民负担所致。支出的增长速度就更成问题，竟达百分之ใ三十八以上！如此入不敷出，王朝哪里还能支持得住？
何况神宗还是个志向非凡的人。他自幼便痛心于对辽国和西夏的屈辱退让，焦心于国家的财政紧蹙和朝廷的萎靡不振，恨不得一夜之间就让自己的王朝振作强大起来。他多次对臣僚说“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又说“国之要者，理财为先，人才为本”问题是，到哪里去找既敢于改革又善于理财的人呢？
他想到了王安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