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是一个ฐ喜欢帮助人的民族，“我是不是可以为你效劳”并不只是油腔滑调一句应酬，而是剑及履及的一种行动。除了纽约和一两个ฐ大码头地方外，只要你脸上稍露出困惑焦急的颜色，准有人上前问这一句话。你如果胸怀大志，答曰：“对呀，俺正需要帮忙，借给五千亿美元周转二十年，行不行？”结果当然不行。但假设你只不过迷了路，他阁下恐怕要忙上一阵，总要跟你说上一个仔细；不幸你的英文程度跟柏杨先生一样，任凭他说得天花乱ກ坠，仍然不敢听懂，他可能ม拉着你东奔西跑，好像你是王孙公子，他是贩夫走卒。柏杨夫人因为ฦ腰伤未愈，临ภ行时带着一个ฐ特制的藤牌，作靠背之用。这藤牌在台湾用了半年之久ื，始终默默无闻，可是一到เ美国，它却立刻树大招风。无论走到那里，总有白脸老爷认为她阁下的尊腰随时都有从当中ณ咔嚓一声，折成两ä截的可能。飞机上、火车上，更像龙袍加身，连站都不敢站，刚一欠屁股，就有人胁肩谄笑曰：“我是不是可以为你效劳？”当然不可以，她要去茅坑屙屎，岂有别ี人可以代屙的。害得她老人家以后只好憋着，以免盛情难却。中国人际之间的关系，向来不流行这一套，而且恰恰相反，对乐于助人的人，一律花枝招展地称之为“好事之ใ徒”。胆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则现成的形容词，就像响尾蛇飞弹一样，尾追而至，咬定他“爱管闲事”，这种离经叛道之举，必然的“别有居心”。所以，换到台北街头，你就是蹲在那里上吐下泻，我敢跟你打一块钱的赌，恐怕是没人扶你一把。记得去年，柏杨先生跟一位美国朋友西格里曼先生在台北看电影，一位观众老爷忽然口吐白沫，从座位上栽倒在地，电影院来了两个人，把他架了出去，用不着多问，当然是送医院去啦。谁知道散场后一瞧，他阁下竟原模原样被扔到侧门通道的水泥地上，好像他不是“龙的传人”，而是从蚩尤部落捉来的俘虏，人潮虽然汹涌ไ，却无人为之驻足。西格里曼先生大为吃惊，叹曰：“中国人跟纽约人差ๆ不多啦，这么冷漠无情。”他阁下没说跟美国人同样冷漠无情，是他聪明之处，否则我这个ฐ爱国心切的中国老汉，可能ม认为ฦ他比喻不伦，语带讽刺，“挑拨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感情”。他之ใ特别ี提出纽约，因纽约是“不忘本”人物的大本营，据说外国人占纽约总人口的五分之ใ四，以致美国人一提起纽约，就誓不承认是他们的城市。──然而，生为ฦ中国人，身在中国地，要想帮助别人，也不容易。柏杨先生在《猛撞酱缸集》中，就努力嚷嚷过，一个没有高贵情操的人，永不了解别人会有高贵情操，也永不相信别人会有高贵情操。“好事之徒”、“爱管闲事”、“别有居心”的毒箭，早ຉ就上了弦，只要对方有助人一念，乱弩立刻齐，见血封喉。吾友杨希凤先生，是一位出租车司机他阁下经常载我二老，前往闹市兜风。一个雨天黄昏，载得一位落汤鸡女人，在车上不停抖，牙齿咯咯猛响，杨希凤先生遂动了不忍其觳觫之心，正好他太太教他从洗衣店取回来毛衣毛裤，乃ี建议曰：“小姐，你可以把湿衣服脱下来，换上一换，等你到家再还我。”那女人一听要她脱光，立刻๑杏眼圆瞪，号曰：“色浪ฐ，你要我报警呀。”把他阁下气得马上就咒她害感冒兼三期肺炎。另一位朋友李瑞腾先生，乃中国文化大学教堂教习。一次在公共汽车上，一位女人对不起，又是女人阳伞把柄掉啦，眼看就要踩个稀烂，他赶忙拣起，巴๒巴地挤到เ后座，交还于她。感谢观世音菩萨，这次那女人比较有文化，没骂“色浪”，但也没有“谢谢”，只用死鱼般眼珠猛瞪，一语不。李瑞腾先生只好大败，向我叹曰：“老头，你说，咱们中ณ国人是怎么搞的？”呜呼，中国人似乎仍停留แ在林木丛生的山顶洞时代，身上穿着刺猬一样的甲冑，只露出冷漠猜忌的两只大眼，心神不宁地向四周虎视眈眈。现在回头介绍柏杨夫人的藤牌，这藤牌功用可大啦，不但惹得洋大人处处“效劳”，甚至遇到排队，也总是让她排到前面。夫排队者，是人类文明外在的寒暑表，从一个国家的排队秩序，可以准确地判ศ断它们的文明程度。我在美国只两个月，就想提议把“美利坚合众国”，改成“美利坚排队国”。盖美国排队，不但泛滥，而且已造成灾难，不得不惋惜那些黑白两ä道朋友，竟把那么多宝贵时间，浪费到排队上。上飞机排队，下飞机排队，检查行李排队，缴验护照ั排队，买邮票排队，寄封信排队，窗口买票排队，付钱取钱排队，等公车电车排队，上公车电车排队，去厕所排队。最使人不耐烦的，是无论大小饭铺，也要排队。对于排队，绝不是吹牛，我可不在乎。不但我不在乎，全体中国人都不在乎。不过美国排队跟中国排队，内容上和形式上，都大不相同，这就跟美国的斑马线跟中国的斑马线大不相同一样。盖中国人排队，只是一种学说，美国人排队，却是一种生活。台北排队只算半截排队，上车排队，本来排得好好的，可是车子一到，却像穆桂英大破天门阵，立刻๑土崩瓦解，争先恐后。英雄人物杀开血路，跳上去先抢座位，老弱残兵在后面跌跌撞撞，头肿脸青。嗟夫，真不知道当初辛苦排队干啥？为了抢一个座位，或为ฦ了怕挤不上车，来一个豕突狼奔，还可理解。而对号火车汽车，座位是铁ກ定了的，既飞不掉，又不怕别人的屁股带钢钉，真不知道为啥还要猛抢。美国人好像一生下来就注定排一辈子队，所以也就心安理得。大概中国因为人口太多之故，排起队来，鼻孔紧挨后颈，前拥后抱，“缕衣相接闻喘息，满怀暖玉见肌肤”，远远望之，俨然一串亲密的战友。只洋大人排起队来，无精打彩，稀稀落落，遇到เ车辆出入口或街口巷๕口，还会自动中断，一派凄凉光景，不禁为ฦ他们的国运悲哀。在纽约时，一位朋友教我陪他去一家以拥挤闻名于世的银行取款。我心里想，这家伙准听说过我在台北挤公共汽车的武功，教我异地扬威，自当奋身图报。一进大门，只见柜台一字排开，每个柜台只有一个顾ุ客在那里唧咕，心中大喜，一个ฐ箭步就跳到其中一人背后，想不到朋友却像抓小偷似的，施出锁喉战术，一把就把我拖了出去，不但不为ฦ他的鲁莽行动道歉，还埋怨曰：“老头，你干啥？”我没好气曰：“我干啥？我排队呀，自从到เ了你们贵国，俺可说是动辄得咎，排队也犯了法啦？”他曰：“倒没犯法，是犯了规矩。”原来柜台前面有一条线──跟飞机场检验护照ั的那条线一样，后面的人都得站在那ว里，不经召唤，不得乱动。而那里已排了五六十人，他们要等到柜台前顾ุ客走了之后，柜台老爷老奶御手轻招，才能像跳豆一样跳过去补缺。呜呼，美国立国的时间虽短，规矩可真不少，如此繁文缛节，不知道影响不影响他们的民心士气。排队国2
仅看纸上作业，中国是礼ึ义之邦。但在行为上，我们却倒退到蛮荒。我最大的心愿是：愿中国最早成为礼义之邦ะ。这话听起来有点刺耳，一位朋友吹胡子曰：“依你的意思，中国现在是冒牌的礼义之邦啦。”柏杨先生曰：“我可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中国现在还没有资格当冒牌的礼义之ใ邦，而简直是原始的蛮荒之ใ邦。”一言未了，我顺手把小板凳塞到他的屁股底下，他才算没有昏倒在地，只坐下来喘。我想，喘的爱国之ใ士，一定层出不穷，这就空口无凭，必须ี请贵阁下不要用情绪作直觉的判ศ断，让我老人家先领你参观参观。第一个ฐ节目请参观婚礼。即令离婚次数最多的电å影明星，也都会认为结婚是人生一件大事，否则既离之ใ矣，何必再结之乎哉？盖在生命历程中ณ，结婚乃一项跃进与突破，一男一女离开了所习惯的固有环境，跳到另一只船上，组成以彼此为中ณ心的家，共同掌舵，驶入陌生而使人兴奋的海洋。这是多么重要的改变，所以，无论中国古老的传统仪式，或西洋移植进来的宗教仪式，都是庄严的，在庄严和欢乐่中充满了这种改变的祝福。不要说古老的啦，纵在四十年代，乡间婚礼，一直都十分隆重，新郎要亲自去新娘家迎娶，或坐轿或坐车，回到新郎家后，一拜天地，感谢上苍的安排匹配，二拜高堂，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三拜──拜天地、拜父母、新郎新娘互拜之后，这时才正式成为夫妇。西洋的教堂，具有同等意义。在肃穆的音乐声中，新า郎伫立圣坛之前，新娘挽着老爹或老哥的手臂，徐徐而出，也就在圣坛之前，父亲把女儿，哥哥把妹妹，交给新郎，再由牧师或神父，以上帝天主的名，宣布他们结为一体。然而，不知道啥时候开始，大概ฐ是清王朝灭亡后不久ื吧，中国人既嫌磕头太旧ງ式，又嫌教堂太洋派，就明了四不像，也就是迄今仍在奉行的“文明结婚”。婚礼遂不成婚礼，而成了闹剧。礼堂也不成礼堂，而成了叭蜡庙。贵阁下听过京戏乎：“叭蜡庙，好热闹，也有老来也有少，也有二八女多娇。”贺客很少祝福的心声，差不多都是前来逛庙会的。有些更东奔西跑，找朋觅友，眼目中ณ根本没有婚礼，只有社ุ交。盖大家虽然同住一个城市，却往往两ä年三年四五年，不见一面，只好把结婚礼堂，当作酒楼茶馆。于是，叽叽喳喳，人声沸腾，约典礼后打八圈麻将者有之ใ，约改天再聚聚者有之ใ，至于叙叙离情，打听打听消息，感慨感慨年华老去，骂骂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更属平常。证婚人在台上满腹经纶，声嘶力竭，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听得见，连他自己้都听不见。而介绍人者，往往是旱地拔葱，临时拔出来的，固不知新า娘姓啥，也不知他所担任工ื作的神圣性，偶尔还扮演一下打诨角色，把闹洞房的一套端出，当着家人亲属的面，满口下流黄话，猥亵的程度，使美国《花花公子》的编辑老爷听啦，都得向派出所报案。老丑小丑，碰碰挤挤，说它是菜市场，还算积德，乃是亲友蒙羞、上苍垂泪之场也。第二个节目，请参观丧礼ึ。死亡比结婚，更是人生一件大事，一个人可能结很多次婚，却只能死一次亡，那是生命的终结，永远的终结。抛下他一生辛辛苦苦奋斗的成果和至爱的亲眷，撒手归西。殡仪馆是他旅途的最后一站，过此一站，便永远停留แ坟墓中央。丧ç礼的气氛，不仅庄严，更无限悲伤。古人“吊者大悦”，只是“悦”丧葬的仪式合礼，并不是高兴他死得好、死得妙。然而，现在流行的丧礼上，经常出现一种现象是，吊客一进门，先到灵前鞠躬致祭，家属在灵旁跪地叩头，悲痛时还有哭声，尤其是母老子幼的孤儿寡妇，哭声更断人肠。可是，该吊客一扭身，家属哭声还没有停止，他就一个箭步，跳到เ另一个吊客跟前，大喜曰：“哎呀，柏老，好久不见啦，看你面团团若富家翁，把老朋友都忘啦。”柏杨先生也大喜曰：“我正在找你哩，总是被taທmade一些红白帖子缠昏了头，走，咱们找地方摆摆龙门阵。”走到门口，迎面又来一物，两个冷血动物立刻撅屁股曰：“部长大人呀，你老人家安好。”部长大人则点头含笑，握手而进，两个冷血动物顾不得走啦，正在尾追赔笑，其他吊客已๐一哄而上，礼ึ堂也就变成了社交俱乐部。其实，即令没有此一物驾临ภ，丧礼也是婚礼的翻版，吊客们很少怀着悲伤悼念的心情，差不多也都是前来逛庙会的。于是，结婚礼堂的镜头，在殡仪馆中，回放一遍：叽叽喳喳，人声沸腾，约典礼后打八圈麻将者有之ใ，约改天再聚聚者有之，至于叙叙离情，打听打听消息，感慨感慨年华老去，骂骂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更属平常。孤儿寡妇在灵旁顿痛哭，声嘶力竭，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听得见，连他们自己都听不见。事实上，殡仪馆既成了社交场所，自然呼朋引类。而呼朋引类，自然他乡遇故知，自然笑容可掬。洋大人尝抨击中国人麻木冷酷，老羞成怒之余，也只好喘。呜呼，殡仪馆之地，孤儿寡妇伤心之ใ地，上苍痛心之地也。第三个节目，请参观餐馆。餐馆是中ณ国礼ึ仪最茂盛之处，也可以说，所有礼义แ的精华，全部ຖ集中ณ在餐馆的“二战之役”。第一战是“避位之战”，有资格坐席的家伙──他就是主客，大都属于位尊多金之辈。好像席上埋伏一条毒蛇，该家伙誓不肯上坐，于是其他各色人等，包括主人在内，群起而推之，群起而拖之ใ，群起而高声吆喝之。该家伙口吐白沫，抵死不从。有些人眼明手快，还来一个“先下屁股为强”，一屁股坐定，呐喊曰：“这就是席啦。”有的被搞大败之后，只好委屈万状坐上去。等到席坐稳，次席三席四席，每一席次，都要杀声震天，闹上十数分钟็或数十分钟，才能ม尘埃落定。席间你敬酒，我敬菜，又是一番混战，能把人累死，这且不表。表的是曲终人散，第二战爆，那就是“避门之战”，大家像企鹅一样，拥在门口，好像门槛之ใ外，就是深不可测的陷阱，只要迈出一步，就会跌下去喂狼。于是，你不肯走，他也不肯走，坐席的家伙，这次拿定主ว意，纵被分尸，也不前进一步。又是一阵喊声震天，该家伙终于在挣扎中，被轰了出来，年老色衰之徒，立脚不住，还可能被轰得尊嘴啃地。到เ底是什么邦ะ2
第四点报告，我觉得孔丘本身是个很伟大的人物，知识渊博，而且富有同情心，对社会有很大贡献。从孔丘展出来的儒家和儒家学派，对中国人的影响，更非常深远，一直影响到我们现在。但儒家的基本精神是保守的，严格一点地说，儒家不但是很保守的，而且是反对进步的。儒家这个“儒”，在春秋以前是祭祀典礼所用的司仪，因为他了解祭祀程序，遇到国家重要典礼的时候，必须有这样的人意见，这种人在本质上当然是崇古的。那个时候，没有新兴的礼乐，必须ี用古时的礼乐，为ฦ了维持他的饭碗，必须先维持他职业的稳定笑声，所以他必须崇古。我们不用崇古这个不好听的名词，但可以说他们非常保守。这种精神在中ณ国造成坚强的保守意识，而中国社会在这种意识之ใ下，因而丧失了创น新的动力，因而也没有了自我检讨、自我反省、自我调整的能力。朋友有的时候谈起美国，很抱歉，我又在各位“老美国”面前班门弄斧，我想我姑妄言之ใ，各位姑妄听之笑声，好比有人讲到เ美国的种族迫害，对印第安人无情的杀戮，对黑人的虐待，对中ณ国人的歧视。我曾参观过安琪儿，看到中ณ国人留下来的字和惨苦的诗句。美国这些缺点是不是真的？当然是真的，甚至比我所想像的还要坏。但是我们应注意到另外一个问题是，他们有没有改正的能力？有没有自我反省的能力？现在是不是比以前好？假如没有的话，我们就觉得这个国家没有前途；假如有的话，我们就觉得这个ฐ国家伟大，充满了活泼的生命。美国以前也有吊人树的，可是现在没有了，美国以前对囚犯用过水牢，可是现在逮捕人的时候，他们会把宪法第几条念给他听。美国有错误、有偏失，但是美国有改正错误的能力。可是，我们中华民族，却没有这个ฐ能力。长久的崇古，不求上进，保守，使这个能力丧失。在历史上看，商鞅是法家思想，他变法把秦国变成一个怎样的国家呢？在未变之ใ前，人民的生活是，父兄姊弟，大大小小都睡在同一炕上，商鞅使他们过文明生活，不准父母子女同房，也不准哥哥妹妹同房，告诉他们一定要分开来睡，可见那时他们是一个怎么样野蛮落后的国家。商鞅变法，并不是变出一个ฐ原子弹，也不是物质上的改革，而是制度的、社会的、教育文化的，基本上的改变，他成功了。那时候是纪元前四世纪，到现在两ä千余年，中国却没有再一次的突破。每一个想要突破的人，最后都身败名裂，家破人亡。商鞅的下场，是车裂，是五马分尸，儒家学派也常常宣扬这些改革人的下场，阻吓中国人进步笑声。历史上最好的一位改革家王安石，他的道德学问和工作能力，无懈可击，可是他的改革却遭到那么大阻力。像张居正，他的遭遇跟商鞅一样凄惨，他刚死了之后，家就被查封，他的儿子活活饿死；一直到康有为的戊戌变法，都不能成功。儒家学派有一种说法：“利ำ不十，不变法。”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没有百分之百的利ำ益，绝不可以改革，这种观念正是我们中华民族不能进步、不能强大的最大原因。任何改变都没有十分之十的利益，只要有十分之ใ五点五的利益，就是最大的利ำ益。譬如说你现在要从斯ั坦福开车到圣荷西，我认为ฦ你不可以开车去，因为ฦ汽车可能出车祸；你应该步行去，因为利不十，不开车笑声。这样的看法你怎么说吧，而且开汽车还要先去学开车，浪ฐ费时间，在街上你不撞人，人家会来撞你笑声。如果步行，既可以节省金钱，又可以增进健康，而且没有危险，各位听了我的话，明天是不是就步行不开车了。事实上，只要有百分之五十五、百分之五十一的利益，我们就应该变，要求百分之ใ百的利益，永远不可能。昨天晚上，几位朋友谈到汉字拼音化问题，有人讲这样毛病，有人讲那ว样毛病，当然有毛病，天下哪有没有毛病的改革？有的是情绪上反对，有的是理论上反对。可是假如你要它一变，就得到百分之ใ百的好处，天下根本没有这样的怪事。因为ฦ儒家本身的精神是保守的，宋王朝一位皇帝，曾问司马光是不是一定要改，假如西汉王朝一直不变萧何的法律可以吗？司马光回答说，当然可以，正因为ฦ有太多的妄人、太多的好事之徒乱变，才使贼盗横行，假如一直不变的话，尧舜时代的美风善俗，就会保持到今天。各位，这种人真是妨碍中ณ国进步的蟊贼。司马光是一个官场老将，他一当上宰相就把王安石所有的新法全部ຖ废除，包括效果已十分显著的募役法。苏东坡和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都提出反对，司马光马上翻脸。这说明时代绊脚๐石是不论是非的，不为人民的利ำ益着想，也不效忠国家元，而只效忠自己้的利益，司马光不是一个政治家，不过一个官场混混罢了。第五点是，太多的人口害了中国……此时因换录音带之故，录音中断了。改朝换代的内战之ใ后，接着是人口大量增加，又重复恢复悲惨：战争，杀戮，死亡。有人说美国这地方很好，生活水准很高，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注意到เ，假如美国人口增加十亿，把中国内地的人口搬过来，美国就有十二亿了，你看会有怎样的情况？笑声人口问题是很重要的，如果中国要想强大，人口一定要拼命减少。有句话说：人多好干活，人少好吃馍。馍，就是馒头、面包。在过去的时代，人多的确好干活。而现在呢，人口多了没有用，一百个人不如一个计算机笑声。人少好吃馍，这句话倒是一个ฐ很简单的真理。以各位的家庭收入，养两三个ฐ孩子，还能够维持中等以上的生活，如果一下子你不小心，生了两百个孩子，生活怎么维持下去呢哄堂大笑。生活费、学费、衣服费等，用什么开支？中国人口太多，贫穷太深，官场太厚，竞争太厉害，这些原因使我们中国人呈现一种现象：就是脏、乱、吵，和永不止息的内斗笑声。中ณ国人讲起话来，来势汹汹笑声，使我们丧ç失了礼貌。在洛杉矶的时候，有人问我对美国的印象怎样，我说我觉得美国是个礼ึ义之邦。又问我中ณ国是不是礼ึ义之邦呢？我认为中国绝对不是礼ึ义之ใ邦哄堂大笑。中国人是这么粗野，几乎随时都准备给对方一个迎头痛击。各位一定可以现，中国人很少面露笑容，是不是因为灾难太多，痛苦太多，忧愁的时间太长，使中国人笑不出来。所以我觉得美国是个欢愉的民族，至少我所看到、所接触到的美国，是一个非常快乐、善良、乐于帮助别人的民族。而中国人比较忧虑，总是充满了敌意，非常担心自己的利ำ益。于是我们成天惶惶然，为了自卫而虎视眈眈笑声。有人说美国有种族歧视。当然有种族歧视，事实上不限于美国，任何一个ฐ国家都有种族歧视，但是美国至少包容了我们，不但包容我们的人，也包容我们的没有礼貌、脏、乱ກ、吵，和不停的内斗。人生文学与历史5
柏杨：我想我只是讲历史事实，因为ฦ时代和环境的转变、教育的导向，现时代可能不再会这样。而且我相信你的诚心，也相信你做得到。听众Ｂ：我想您的诠释，也许跟我的不太一样。柏杨：我要强调一点，中ณ国的专制政治和西洋的专制政治，在深度和广度上，差异很大。西洋历史我还没有开始念笑声，不过我觉得有所不同。比较起来，中国专制是极端的，西洋宫廷里只跪一条腿，只有对上帝才跪两条腿，对人恐怕很少跪两ä条腿。中国不但跪两条腿，而且还要磕头，而且还要磕响头笑声。清王朝末年有句话说：多磕头，少说话。所以我想中ณ国专制的内涵、专制的程度，恐怕跟西洋不一样。我看过法国路易十四一幅油画，路易十四很伟大地坐在当中，大臣坐在旁边，皇后也坐在旁边，这种情形在中ณ国不可能生，中国的大臣一定是战战兢兢，诚惶诚恐地跪在下面。听众Ｂ：我想……主席：请等一下，让别人有机会问问题。听众cນ：我从小就看过柏杨先生的书，今天能看到柏杨先生，感到เ非常感动。讲到中国人的个ฐ性、民族性、政府，刚才柏杨先生从古代史一直谈到近代史，而我们对现代史比较关心。第一个ฐ问题是，我们不知道柏杨先生来美国之后，讲话的开放性，有多大？您讲话能讲到เ什么程度才能ม够回到台湾……笑声。第二个问题是，中ณ国人的个性常常因为ฦ政府而受影响，譬如政府常常喜欢愚民，很多地方明明大家已经知道了，他还是要压住，让大家感觉很多事都是很色cret。不讲实话也是中ณ国官场想要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听众f：我手边有本《柏杨语录》，我们谈太多话不行，主持人刚ธ才说的。我想我们的民主还有一个特点，你这本书里没有提到，就是不可以提政治问题哄堂大笑，掌声不绝。听众g：今天柏杨先生谈到学术问题，您研究历史得了五个结论，前四个ฐ结论我可以百分之ใ八十同意，最后一个结论说，中国人口太多，所以造成我们今天这种不幸，这个问题我有个疑问。日本，他的国家很小，人口也很多，但他们生活水准很高，他们没有接受我们官场文化的缺点，所以有今天的成果。我认为不是我们中ณ国人口太多，才造成我们这种不幸，假如我们把工商业做得很好，假如我们改变了我们的病态和缺点，我们中ณ国人可以维持这个现状，甚至我们更可以容纳一倍的人口。我们不应该说中国人口太多，就要限制我们的人口，就要去侵略๓人家，或者互相残杀。这是个现象，现象和结果是不能ม融在一起的。所以我的结论是，我们研究中国历史，并不是我们人口太多造成不幸、灾难、贫穷。我们很可以在中国这么大的领ๆ土上再容纳多一倍的人口，没有问题笑声。假如我们的科学、文明的展，可以达到一个水准的话，我想我们的生活水准，不会低于日本。柏杨：我非常赞成你的见解，应该是这样的。不过，“假如”的前提太多，而在这些“假如”实现之ใ前，人口仍是很大的问题，太多的人口才使我们的工业、科学、文明，永不能达到เ“假如”的那种地步。听众g：这个我能够接受，您的结论是说从历史的研究、学术的观点，指出中ณ国的人口太多，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不幸。我的意思是说，其他的四项ำ结论，我赞成。而人口太多，并不是造成不幸的原因。将来我们中国人口是不是再增加下去？我们还会不会继续这种不幸？这是另外一个ฐ问题，值得研究。听众h：柏杨先生谈中ณ华民族的问题很有趣，我有一个错觉，不晓得是因有顾ุ忌不愿意讲，或者是……总之，我有个ฐ印象，中华民族是有这么多的缺点，自私得没有救药。但是关于中国现代史，柏杨先生没有提到中ณ国人民反帝国主义แ、反封建轰轰烈烈的斗ç争。在解放以后，一九四九年之后，建设整个社会主ว义，在整个过程中，一方面在经济方面、物质方面……建立一些科学基础，另一方面在人的意识形态上，做很多教育的工作，不知道柏杨先生愿不愿意评论这件事……柏杨：这是政治问题，我们不谈。我们只谈历史，同时，这个我也不太清楚笑声。听众i：我有一个要求，请问您，关于简体字，我想听您的意见。柏杨：我赞成简体字，而且更赞成应该进一步改成拼音文字。昨天晚上，很多朋友聚在一起，就谈到这个问题，不过大家的意见不一致。因为反对拼音字的人，心里有一个结，这个ฐ结必须解开。拼音文字太需要了，譬如说打电话，我问贵姓？我姓刘ถ。这刘字怎么写吧，在电话上恐怕没办法讲清楚，我说你去查字典，你也不敢肯定第一次就查到เ，甚至查第二、第三次都查不到เ，查得你火冒三丈笑声。过去，我们责怪古文没有标点符号，不能断句，看起来简直不懂。各位读过《元史》没有？蒙古人的名字像冰糖葫芦一样笑声，简直分不出有几个人。现在虽有了标点符号，可以断句了，但方块字的最大缺点更呈现出来，那就是既ຂ不能隔字，又不能ม连音。不能隔字，即令字字认识，也看不懂。不能ม连音，方块字像一盘念珠挂在那里，我们要费很大的力气组合，才能ม弄清楚。好比说，“我从马来西亚来”，“马来西亚”应该连，跟最后一个“来”字之间，应该隔。否则的话，“马来”了，“西亚来”了，如果一个ฐ孩子名叫“西亚”，问题就大了笑声。今天打字这么快，计算机这么快，都不是方แ块字可以胜任的。我一直向往我桌子上有一部中文打字机，能使我打出中文稿件，不再做爬格纸动物。不过汉语拼音化并不容易，主ว要的是我们有心理障碍，认为我们用aBcd是英文字母，拼出的是英文。其实不是，我们要了解，这个aBcd就是中文字母笑声，拼出的字，就是中文，就不至于有被同化的屈辱感觉。是的，它们是中文，是华文，不是英文，也不是德文，假如说用aBcd拼出来就是英文的话，德国人可能会气死，法国人也可能ม会气死。文字完全是工具，就好比车子，你买了就是你的，他买了就是他的。其实，假如拼音文字今天就实行的话，第一个ฐ先饿死的就是我，因为ฦ我就靠方块字吃饭笑声。但是我觉得自己的生命很短，政治的理由也很短，民族文化非常重要，那ว是太重要了。尤其各位在美国，你会现第二代孩子们会讲中国话，但不会写中国字，那么难，你怎么教他？好比说中国的“国”字，怎么写？怎么填到那ว方块里去笑声？要认识这个ฐ字，除了死记以外，没有他法。以致孩子们高喊：“我恨死中文！”这还不能使我们猛醒？我们不要增加我们民族向前迈步的困难，应该大家脚步向前，不要自己为自己加一个脚๐镣，加一个手铐，不要为老祖宗活，不要为过去活！为什么为他们活？应该为孩子们活。拼音化之后，古书看不懂就看不懂算了，现在并没有拼音化，你还不是看不懂笑声、掌声。过去的事，老祖宗的事，交给几个人，让他们去庙堂里打扫。我们不要为祖宗活，要为孩子们，为下一代，为国家民族的未来活。假如中国有一天，忽然爆出冷门，威震世界，中国人一咳嗽，地球就抖，中国话可以成为世界语言，但中国字绝对无法普及，所以必须改成拼音。人生文学与历史7๕
司神父对中国古籍了解之深，令我惊讶。“纪元前五世纪苏格拉底时代，希腊ຘ人自称是‘理乐之ใ邦’，”司神父用笔写出中文“理”字，表明不同于“礼”字，“他们非常重视音乐，认为ฦ音乐是理的完美表现，理如果脱离音乐，就像人生失去了美。希腊人的人生哲学，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kalosk'agaທthos，前面一个字kaທlos，是‘美’，后面一个字agathos，是‘善’，中ณ间一个k'是kaທi的简写，是‘和’的意思。希腊人认为ฦ，人生最高的境界就是达到เkalosk'agaທthos，美与善合一。善，存在于理中，美，表现在音乐่里，所以，希腊人自称‘理乐之ใ邦’，和中国人自称‘礼义แ之邦’，是很有趣的东西文化对照。”我静静地听着。“不过，”司神父说，“中国人讲‘礼’，却只是虚礼———面子，‘理’则ท受到压抑，不能伸张。且音乐的艺术功能ม，在整个中国文化展中，一直受不到重视，连带和文学结合的戏曲，也展得很迟。直到十三世纪元朝，蒙古的统治者，还不懂向中国民间艺术伸出政治高压的巨掌，中国戏曲才开始得到萌芽。”中国人的礼ึ，就是面子，司神父的话像一记春雷。“另外和音乐相关的诗歌，中国也和希腊诗歌，大不相同，”司神父说，“中国人没有史诗epic，没有像荷马那样壮阔的史诗。中国人的诗，常常只写一己、一时、一地的感受。诗意imaທge虽美，但只注重个人，不着重对大自然的观察和描写。即使写，也只是用来烘托个人的感受，更不要说对整个民族观照ั的史诗。还有一点奇怪的是，蒙古人和汉人不同，蒙古人有史诗。”“这个原因是什么？”我问。“我还不是很清楚地知道，只是现这个ฐ现象。也许你可以告诉我，中国人为什么เ轻视这些？”听到司神父的问题，然而，我的思维却仍环绕在他前面讲的“中国人的礼，就是面子”那句话上久久不去。我回想起，不久前和司神父一起用餐的一幕：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有一家装潢十分高雅考究，取个洋名叫royal，中译作“老爷”的餐厅，三楼的明宫厅供应中ณ国菜。我们去的那天，生意非常好，等了一会儿，终于等到เ一张刚空出来的桌子。司神父和我坐定后，女侍把前面客人吃剩ທ的菜肴撤去，就在染了一摊酱油污渍的白桌布上，加铺一小块橘红方巾，立刻摆上我们的碗筷。她的动作，娴ຒ熟而自然。司神父等女侍走开后，指着露出酱油污渍的白桌布，说：“你看，这就是面子！加上一块小红巾，就有了‘面子’，下面是什么，肮不肮脏ู，就不需要计较了。”平时，常听到有人说：“这是太不给面子了……”“不给面子，就是存心跟我过不去嘛ใ！”“赏脸的话，请……”“这样做，真是够有面子……”这类话，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岂不比比皆是！在这一张张“面子”之下，我们中国人是不是忽略了“里子”？我们的生活中，类似“老爷餐厅”高贵的金碧辉煌ä之下，掩盖着多少酱油污渍，又有多少人注意到？神游到这里，才想起我无法回答司神父的问话，于是我问：“你是语言学家，从语言上，中国人的思考方式和西方แ人有什么不同？”“中国人的语言，和其他国家的语言，并没有不同，”司神父简洁地说，“中ณ国人常常喜欢自负地说，中国语言是独一无二的，这个ฐ态度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的态度一样，其实，这是肤浅、幼稚的说法。”“中国语言动词没有时态变化，”我说，“名词没有单数、多数之分，不是和西方语言不同吗？”“那ว只是表达方式不同，并不是语言系统、思考逻辑上的不同。例如：中ณ国人用‘过’、‘了’表示时态，用‘两ä个’、‘三个ฐ’表示数量，并不是说中国人没有时态或数量观念。中ณ国人可以用语言，把思想表达得非常精确。问题关键在，中国人想不想表达得清楚？如果他不想表达清楚，他就可以表达得很模糊。”“请进一步说明，好吗？”我请求。“中国语言在文法上，可以省略主ว词，英文却绝对不能。因此，你如果存心想讲不清楚，也可以用语言使别人误会，”司神父说，“中国人在语言上，并不特殊，我认为真正特殊的是中ณ国的文学，那ว里面有中国人特有的精神。可是，现在研究自己文学的中国人，偏偏拿中国的文学来和西方文学并论，用西方แ人研究文学的方法来做‘比较文学’，用这个方法研究中国文学，是行不通的。”“你的意思是说，语言只是传达观念的工具，观念差异，言语就有差ๆ异，是吗？”我问。司神父同意地点点头。“你认为是什么样的观念，影响中国人生活形态最大？”我接着问。司神父直截了当针对我所盼望听到的主ว题，说：“我认为造成中国社会落后，有一个原因来自中国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太大。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这句话支配了中ณ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行为，使中ณ国人的知识无法实验，知识和技术无法运用在日常生活上。而西方的学者往往是手拿钉锤、斧头的人。在西风东渐之前，中ณ国学者，是不拿工具，不在实验室中ณ做工ื的。西方的知识、技术，却在实践的过程中，获得不断ษ的修正和突破。而中国人纵有聪明的思考力，精于算术，很早能明火药、罗盘、弓箭，却没有办法推动科技，展机械文明。因为，在儒家思想影响之下，高级知识分子的领导阶层，轻视用手做工。机器的明与运用，只限于末流的平民阶段，大大地阻碍了知识的展。”你这样回答吗？3
我承认这是中国士大夫阶层的特征。“身居领导地位的知识分子，高高在上，和大众生活脱节，知识的断层，使中国人思考与行为ฦ分家，严重地妨碍中国社会的进步。”司神父提起一位已๐故的中国考古学家李济先生，他说：“其实，以上这个见解，是李先生说的，我只是同意他的意见而已。”李济先生当年在河南安阳，亲自参与挖掘古物出土，结果被人误当做干活的粗人的经验，使他说了上面一段话。而司神父在山西大同一带，做民俗、歌谣、语言的研究工作时，由á一位乞丐带着他深入民间，到处寻访。他曾经用一个制钱换一句俚言的方แ法，向围绕在他四周的中国孩子，交换俚语。而当地的人，对他这种行径，视作怪诞，甚至把他当做一个疯子。所以，司神父觉得中ณ国人的学问，完全被儒家士大夫的传统观念架空。“另外，阻碍中国变成一个ฐ现代化国家的原因，是缺乏็法治和民主ว的观念，”司神父继续他的话，“中国的法律，从很早开始，有唐律、宋律、明律、清律，但，基本观念只有一种，就是犯罪法，也就是人触犯了法律，应接受什么样的刑罚。而罗马法基本上有二：一是公民法，让人民知道，天生下来自己有什么权利。另一才是犯罪法，让人民知道，触犯了刑é案，得受什么เ处罚。这二者相辅相成，既ຂ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所以，人民对法律产生重视和遵守的心理。反观中国，在西化之前，人民对自己的权利毫无概ฐ念，甚至连一己的性命，都认为是君王所赐，更遑论其他。传统中国社会中，权势假道德之ใ名行使统治，领导阶层称为ฦ民之父母，人民只知道服从权威，完全没有现代法治的观念，这是基本上很大的错误。在这种单轨法律统治之ใ下，中国人不知道法是可以保护自己的规则。所以，对法律只有产生畏惧、逃避，甚至枉法、违法，基本上是因为不知道尊重法律的缘故。”司神父下了一句断语：“在现代化的社会中，孔子那个ฐ时代‘以德化民’的政治理论，完全没有立足余地。”停了一会，司神父看我保持沉默，他继续说：“一个国家在上述那种单轨法律治理下，五千年之久，不是一代、两代就能改变，因为ฦ人民一下子还不能ม去掉根深蒂固的思想。所以，也不能ม怪人民，这实在是历史文化累็积的结果。譬如，今天的中国人仍然对民主毫无概念。”“我们已有选举和立法机构。”我说。“民主是现代化国民的生活方式，人民必须知道怎么样做一个国民。受了苦要知道怎么样去奋斗、争取，不是只坐着等政府来改善。我最常听到เ中国人民对不合理的事的抱怨是：‘没有办法！’对空气污染如此，对交通紊乱也如此，一切都‘没有办法’！”司神父感慨地说：“归根究底是，中国人民并不真的想改善！”“请你再说说，”我说，“中国人受了那么多苦难，专制、腐败、战争、贫穷、外侮、内乱，层出不穷，是不是这些阻碍了中国的进步？而且，世界上别的国家受难之后，很快能复兴，为什么中国不能？”司神父思如泉涌ไ，情感澎湃，表现出他对中国观察之深，对中国人寄望之ใ殷。听到我提出这个问题，他一口气提出了下面几个看法。他认为中国复兴得慢，起码有几个原因———第一，中国人只有家的观念，没有国的观念，中国人的美德、忠诚、爱心、保护力，都以家为ฦ目标，一切努力，到เ此为止。司神父说：“中国人的心目中，国家是一部收税的机器，也是一部剥ຓ削人民的机器。因为，在上位的人不管人民是怎么过活，他本身是这部机器的受益人；在下位的人民，是这部ຖ机器的被剥削者，他没有办法抗拒剥削，变成一种恶性循环viciouscircle。”“你会不会太悲观了一点？”我问：“你不觉得我们在进步？”“也许是有点悲观，但大致上说来，我觉得中国进步得太慢。至少，中国人对国家的观念，到目前仍是一成不变，”司神父心情沉重，说，“中ณ国有些在上层领导的人物，本身是个好人，可是，他们就是不懂别人是怎么活的。这种上下层人物不能沟通，是很可悲的。又有些人，从贫穷出身，但，一旦当权之后，不但不再设身处地，站在原来自己那个阶层言，甚至，故意不提自己的出身，反而认为穷人是懒โ惰、活该。”司神父引用自身一个例证，说明中国人很怕面对自己的弱点。他从书架上拿出一叠资料，翻出一篇台北一位名诗人杨君的诗，拿给我看。“我知道他，杨君是他写诗的笔名，他姓王，曾经在台大……”我的话未完。“这是一九七六年，他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时写给我的诗：《献给一位比利时汉学家》。因为，他当时需要一份教职，要我介绍他到华盛顿大学任教，本来他对我很尊敬，也很感激。但，有一回，他在课堂上讲授诗歌，他的学生对他的讲法有疑ທ问，转来请教我，而我的讲法和他有所抵触，从此，他就不再理我了。这次在我来台湾之ใ前，曾写信给这位先我回台任教的诗人杨君，他竟不回我的信，那么เ，使我觉得他以前的献诗是一种伪造的作品。”司神父一面说，一面摩挲着杨君写给他的诗，我接过来，看到诗句中说———你这样回答吗？4
你看到每棵树都在长大繁荣枯萎而且互相支持着护卫着我感觉得到，这位曾经受过司神父推荐的中ณ国诗人杨君，已经在司神父的心中枯萎了。司神父忽然振作地说：“我们再来谈国家问题吧。”“第二，中ณ国文明展到清初ม，达到了极点，自以为四海ร之内，惟我独尊，闭锁的心态使中国对外来的一切，毫无心理准备去接受，老大与僵固，封锁了中国人向外学习的能ม力。第三，中国人被船坚炮利的事实说服，现必须向西方吸收科技时，中国在内政上矛盾与冲突百出，在派人到西方แ学习科技的主ว张上，也缺乏็一套统一的政策。和日本相比较，日本可就有计划得多。他们一旦认定这是生存之道，马上选派最好的人才，到西方去深造。”“我亲眼看到那时被派到比利时的中国留学生，”司神父说，“有些资质不好，通不过考试，被学校淘汰，却从此居留下来，中国政府没有想办法更换。日本则ท不然，日本在选派人才时，十分严格甄选，一旦在外成绩不佳，马上另派人来替换，而且，学成之后，一定要回国建设。中ณ国的留学教育，就缺乏这样一套有效的办法。”“第四，中国民族性不如以色列强悍，中国人一切听天由命惯了，以色列人则还击力fightbacນk很强，遇到เ苦难，他们会挣扎，要对方付出代价。中ณ国人是‘算了，算了’。一句话，一笔勾销。第五，中ณ国人不知道法治为何物，德国人则向来惟法是从，对纪律之重视，举ะ世无匹。所以，希特勒只是因缘际会，在优秀的日耳曼人身上，建立自己้的功勋，并不是他本身有多大能耐，而是人民训练有素า。正因此，二次战败后的德国，很快就找到自己复兴的轨道。中ณ国人的‘没有办法’，与德国人的‘守法’，正好相反。从以上五点来看，中国人之所以复兴得慢，实在是有以致之。”司神父结束了纵横的议论，久ื久无语。“你知道吗？”在沉默了一阵之ใ后，司神父说，“我是一九三七年到เ中国来的。在我来中国之前，很早就对中国好感与好奇。我十四岁时，第一次读到เ利玛窦到中国的故事，种下了我日后到中国的种子。另外有件事，使我对中国人困惑不解，更促成了我亲自到中国来的动机。”司神父曾经读到一篇报道《赛珍珠peaທrlsydenstricນkerBuck在纽约》，应中国留学生邀宴的文章。赛珍珠在筵席间当场宣布，她准备把中国古典《水浒传》，翻译成英文，向西方人介绍中ณ国文学时，在纽约的中国留学生顿ู时提出异议，这些留学生认为ฦ把中国下层社会的黑暗面，打家劫舍、杀人越货、吃人肉等残酷的暴行，介绍到เ外国去，无疑ທ是一件丢中国人脸的事，他们希望赛珍珠翻译一本描写中国人纯洁无邪的书。司神父对这些留学生的意见，感到异常震惊，他说：“他们是高级知识分子，却持这样的看法，认为ฦ《水浒传》是中国人的耻辱，难道不知道世界上无论什么地方的人，都有情欲，都有人性的黑暗面？有谁会因莎士比亚写邪ิ恶的人物、阴荡的女子，就会轻视英国的文化？因此，这些中国留学生给我的印象是，他们自欺得厉害。这种‘自欺’色lf-ๅdelusion，实在是中国人的好面子，喜欢蒙骗一切真相的根本原因。”“中国人有没有优点？”我想从另一个ฐ角度，看看这位外国人对中国人的评价。“当然有，”司神父先举出了“忠心”loyalty，“和中ณ国人相处，开始时他们很多疑，但一处久了之ใ后，他们对人非常忠心。”“什么叫‘忠心’？”我问。“譬如，他们会竭尽所能来帮助你，为ฦ你服务，保护你。中国人当他们一旦和你成为真正的朋友时———虽然，那往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他愿意无条件为你做许多事，且不求回报。其次，中国人很富于外交能力。中ณ国人天生就富口才，个个是外交家。即使目不识丁的文盲，他们都有很强的说服力，他都有令人难以拒绝的本领，使你为了说一个‘不’字，感到เ很不好意思。”“那算是优点吗？”我问。“起码，那是一种性格的特质quality，”司神父说，“中ณ国人的忍耐力是惊人的，是巨大无比的。”看过中国农村贫苦生活的面目，体验过中国人近代纷乱迭起的变迁，司神父说，“我没有看过比中ณ国更能吃苦的民族。”“另外一点，”司神父继续说，“中国人对知识学问充满了崇仰，学习被看做很重要的事。”“柏杨说，中国人喜欢上学，却不喜欢读书，”我提出质疑，“你以为如何？”“中ณ国人的确喜欢上学，对学习甚至崇敬般感动，但，他们的动机我还不清楚。”在语言学和甲骨文中钻研数十年，跻身于中国学术界最高阶层──中央研究院的司神父说，“在中国，绝大多数时候，我都和中ณ下阶层的中国人相处，偶然才和上流社会的中国人打交道。我现上流人士中，有许多正派、高尚又仁慈的人，然而，有一项不变的事实是，这些上流人士对中国传统社会体制中ณ产生的严重不公，毫无知觉──这种社会体制目前仍持续保持。虽然，他们有时慈悲为怀，但，身为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对这种不公应负责任，应采取变革，竟毫无概ฐ念。从头到尾，他们一贯的想法，就是不要任何改变。”你这样回答吗？5
我想起写《资治通鉴》的司马光，正是这样一个典型。“保持既有，不求改变，正是儒家的精神，”司神父见我坠入沉思，继续高昂地说，“中下阶层的小市民当然在整个ฐ国家现代化的建设中，并不是完全清白无辜，但，他们那种对苦难的承担，和无休无止做苦力的精神，与生俱来的谦卑和殷勤，实在是令我心折，尽管他们语言粗鲁，但，在我的面前，他们从不失敏感和纤细。”从客观立场来评估中ณ国传统文化的司神父，在他表了那么เ丰富的言论之后，我想听听他再谈谈儒家。“你对儒家是全盘否定？”我问。“应该这么说，”司神父又补充说，“对儒家负面影响的看法，我曾经遭受过很强烈的反对。我必须承认，这个问题的看法，有许多不同的角度。但，总括来说，后来的儒家学派，对中国社会是一点助益也没有。虽然，在早期儒家著述中，‘对有革命权利’的思想，偶然也曾灵光一闪，但，却后继无人，即使有，也不曾生过影响力！”“我提出了中ณ国人那么多的缺点，我想我一定完了，大概有很多人会因此愤怒不已，”司神父重提他的忧虑，他认为一个外国人要批评中国人是一件危险的事，因为ฦ忠言毕竟逆耳，“不过，我这些‘丑话’，一点也没有‘丑化’中国人的意思。有些人是没有办法懂的，就好像我常常找不到东西时，我会开玩笑地向旁边的人说：‘我真的需要一位太太来帮我的忙！’立刻就有人觉得我的话惊世骇俗，把我当做一个ฐ行为不检的神父来看待，你说糟不糟！”“我听得懂你的话，”我告诉司神父，我说，“我完全懂你的意思，因为，我也常常找不到เ东西，我比你更需要一位太太。”“适时出现”的柏杨1
朱洪海ร中国大陆的八十年代，往往又是理想主义แ的代名词，生并贯穿于这个年代的一系列变革，让人们震惊、兴奋和渴望，在今天，八十年代常常和怀旧联系在一起。一九七七年开始，大陆恢复了高考制度，直到เ八十年代结束，大约有六百万的青年学生先后走进校园，他们当中，年龄小的刚刚成年，也有三十几岁的大龄学生。他们一般出生于五六十年代，当他们与八十年代狭路相逢时，正是他们人生意识的成长时期，因而一方面他们续传了“五四”精神的薪火，同时更有“文革”的沉痛反思。所以，他们思考的深度远他们的师长，又远非后来人可比。这一代人，本文所称“八十年代人”这个ฐ概念并非时下流行的“八十年代生人”。之所以选择“八十年代人”来研究柏杨的意义，是因为八十年代“五四”精神在对传统的大反思中表现出了一定的缺失，它依旧停留แ在“科学”与“民主”的认定上，没有在现实生存及生存方式的提升上予以充分的重视，更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具体方แ案。恰恰是柏杨先生鲜ຒ明的现实批判，为“八十年代人”的人文启蒙，给予了完整的、重要的弥补。一、适时出现的柏杨几乎所有能够持续生长的事物，都必须有着它的缘分。郑和下西洋比哥伦布现好望角早ຉ了若干年，但是他没有缘分，于是中国错过了可以依托海ร洋让世界认识中国的机会。后来的乾嘉盛世，不过是历史中ณ国最后的繁荣，《南京条约》于是成为必然。大陆的“文革”年代，以地下方式极为流行一部手抄本《归来》即《第二次握手》，可惜张扬也是没有缘分。他的“错误”在于这部创作得太早，所以在当时他只好成为ฦ“fangeming”，坐牢四年，几乎被枪决。但是后来的张扬依旧没有缘分。若干年后，这本的总印量达到了四百三十万册，然而张扬拿到的全部稿费只有两ä千五百元人民币。在大陆的八十年代初期，还没有后来比较完善的稿费制度，张扬的缘分可谓糟糕至极。缘分有时看起来只是和某一个人有关，但就是这个人往往是在意味着一个ฐ时代。柏杨来到大陆的时候，恰好也刚刚ธ是他应该来，也正是大陆需要他来的时候。有关中ณ国大陆八十年代的研究，近几年开始陆续有了一些总结性的文章，内容多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层面。但是，显然这些文章基本就停留在了总结性的基础上，我们好像还不清楚曾经走过的这个年代，对于我们的未来有多么重要。八十年代，我们没有给予它应有的位置。八十年代是我们出的地方，今天的中国，那ว些能够让我们振奋的，几乎都是从那ว里开始起飞的；我们出的原动力，归根结底是来自八十年代的文化酝酿。这就是八十年代对于我们的意义：这是一个新时代的起点。在八十年代产生这种文化酝酿，来自于众所周知的文化反思，从一诗、一篇、一部电影开始，从反思文学开始，反思的波澜汇集成河最终波及到思想界。内部的异化也为外来的声音了良好的土壤，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各种学说、流派与思想喧嚣而来，八十年代的思想界ศ，犹如一个开放的花园热闹非凡。在这熙攘的人群中，应该有四个人，是我们不能ม忘记的。尼采和萨特在八十年代初来到中ณ国的时候，对中国文化界的影响几乎达到เ了震撼的程度；紧ู随其后的是弗洛伊德，“八十年代人”不能忘记他，是因为他第一次给予了中ณ国人完整的性观念。第四个ฐ到来的是柏杨。“酱缸文化”来到大陆的时候，是八十年代中期，正是大陆思想界ศ的破冰之旅如火如荼的时期。一九八四年的柏杨在美国爱荷华大学表了他著名的演讲，其轰动效应之烈以致立即波及到大陆。“酱缸文化”的基本精神“国民性批判ศ”刚好呼应了大陆正推向gao潮的文化反思运动，于是，整个八十年代的近六百万学子，即“八十年代人”几乎没有人没有议论过柏杨和《丑陋的中国人》，导致的直接反应就是柏杨热！在当时，在中国大陆的文化阶层，柏杨是若干核心词汇当中的一个。爱荷华演讲的第二年，《丑陋的中国人》就被大陆出版社ุ介绍给了大陆读者，有人估计，当时的行量高达几百万册，柏杨先生震撼性的声音，让学子们争相阅读。当时富有影响力的文化核心媒体，几乎都重点推出过有关柏杨的讨论。迄今为止，柏杨先生两千万字的文学、史学著作多数都在大陆出版过，有的甚至由多家出版社先后出版，但是柏杨带给大陆的核心影响则ท是“酱缸文化”。“酱缸文化”的到来加了破冰之旅的进程。从文化界开始的反思在整个ฐ社会引了全面碰撞，人们都感受到社会在生变化，但是变化又步履维艰，明显的特征是进两ä步退一步，新า时期的改革萌芽在严重的争议中艰难生长。八十年代前期的反思显然不够彻底，因为反思的出点都是站在了传统的基础上。对于传统，中国人是抱着“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态度的，但是问题在于何谓精华？怎么知道不会由于眼神不好、大脑迟钝，紧抱不放的精华实际却是糟粕？并且由于时间的转换、地点的不同，糟粕与精华之间也会互相转换的。“适时出现”的柏杨2
这时的“八十年代人”的局限是，他们还没有能力认知这一点。于是，当“酱缸文化”带着“国民性批判”到来的时候，连一向激进的青年学子们都惊异得变了脸，柏杨先生把传统给连根拔了。争议之大不必细说，即使在大陆以外的华人圈，柏杨两ä个字也可以成为一场争论的开端。在大陆校园的学生宿舍里，几乎每个房间都为柏杨召开过专门的“卧谈会”。大陆的文化界在八十年代的后半期开始思考的是：我们的传统是什么？八十年代，从打碎传统文化开始，也打碎了人们心中的价值体系，柏杨先生在这个打碎的过程当中，是助了一臂之力的。之所以说，柏杨的到เ来是“适时出现”，就是因为他参与并加了这个打碎的进程。而假如柏杨迟到的话，相信对于彼此，那样的错过，是无法用“遗憾ย”这个词汇可以表达的。旧的东西被打碎了，新的文化、新的价值体系还没有建立，蓦然处于浮游状态，面对着骤然开阔的世界，进入到九十年代的“八十年代人”，开始为自己的反思付出代价，不知向何处去。二、八十年代，“五四”精神的重拾与延续还是要强调这句话，迄今为止对于八十年代的认识，我们还没有意识到เ这个十年，对于现在及未来的中国有多么เ的重要。这个ฐ十年，对于中国人来说，高度浓缩着心灵的痛苦与挣扎，既是空前，可能ม也是绝后的，中国人的价值体系从没有面对过如此猛烈的撕裂与阵痛。将柏杨先生纳入到八十年代来研究柏杨的意义，是十分必要而且是必需的，离开了这个年代，在中国大陆，柏杨将不再是柏杨。因为八十年代的本质，是“五四”精神的秉承和延续。关注中国问题的学者们注意的就是，“五四”精神所提出的任务，不仅八十年代没有能够完成，其实我们至今也仍未完成；二十一世纪的中ณ国仍将要肩负这个沉重的使命，而且看起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在延续。这个延续实际上从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末开始，曾经被长时间地中ณ断过，能ม够重拾“五四精神”，就是在这个八十年代，并且一度达到เ过gao潮。遗憾ย的是，这样一个如此重要的学术命题，若干年来，却被学术界如此长久地忽略着。与“五四”时代相比，八十年代与其共同之处，就是逐步开始秉承其科学与民主的基本精神；其不同之处就是八十年代没有能够出现鲁迅那样的领袖级人物，仅仅出现了号角式的人物，柏杨就是其中之一。但是，柏杨却是整个八十年代惟一能ม够与“五四”时代的鲁迅遥遥相对的人物。与鲁迅相比，继其“染缸文化”之后，柏杨提出了“酱缸文化”；鲁迅对国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柏杨的观点更直截了当：丑陋的中ณ国人！不同的时代，两位人文大师，思考的是同一个问题：中国人，你怎么了？“八十年代人”在接受鲁迅的思想时是毫无障碍的，他们认为鲁迅笔下的中国人是和他们毫无关系的，那是旧的中国人。刚ธ刚ธ从“文革”荒漠中走过来的他们没有能力在更深程度上理解鲁迅作品的文化内涵。但是柏杨的到เ来，在“八十年代人”当中却掀起了巨大的波澜。柏杨的指责，不仅直接指向了当代国人，显然也指向了他们。如此犀利、直接、全面、一语道破中国传统文化劣根性的，柏杨是第一人。“八十年代人”这时的年龄从十几岁到三十几岁不等，普遍接受着三到四年的高等教育。进入大学在当时是年轻人惟一的光明之路，因而他们当中集中ณ了当时最优秀的年轻人。他们全部是从文化的荒漠中走来，对文化的渴望，表现得如饥似渴。他们喜欢一切新的东西，而且很容易接纳。在社ุ会大环境全面反思的影响下，他们一反过去的盲从，逐步开始进行独立的思考，他们会全面地接纳尼采，而后又分析地看尼采。这样的几年大学教育之ใ后，他们开始迥异于上一代人，同时又大大不同于那些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同代人。准确地说，高等教育给予他们的不仅仅是一门学科的技能，或者说他们主要不是来学习技能，他们最大的收获是得到เ了素า养，这不是可以从书本上得到的，而是校园文化所赋予的。这也是为ฦ什么人们会很容易地，把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从一群年轻人当中ณ分离出来的原因。柏杨到来的时候，他们当中只有一小部分刚刚离开校园，但是依旧保持着校园时代的敏锐和渴望！柏杨的到来确实让他们振聋聩，他们所曾经津津乐道的，他们所曾经引以为ฦ荣的，他们所曾经坚定不移的，在柏杨这里，仅仅因为一本薄书，一切就都动摇了。《丑陋的中ณ国人》的确在这个重拾“五四”精神的重要年代里加了一把干柴。“八十年代人”在学习近代史时无不哀伤愤懑，他们也会思考近代中国人遭遇耻辱的原因，然而主ว流观点将之归结为清政府腐败这一表层结论，挡住了他们继续思考的去路。以他们当时的认知能ม力，他们可以把民族衰败和船不坚炮不利相联系，可以和一个政府的无能相联系，但是无论如何他们都难以置信：一个民族的文化水准也会和这个民族的兴衰有关系。“适时出现”的柏杨3
同样，他们也很难体会到เ鲁迅的“染缸文化”所指，比如鲁迅说日本人在砍中国人的人头的时候，周围的中ณ国看客却在笑着看热闹。“八十年代人”在思考“染缸文化”的时候，他们也在笑，因为他们不觉得这个染缸和自己有什么关系，那是别ี人的事。不知不觉间，他们也成了那些看客。但是，“酱缸文化”却让他们笑不出来了，柏杨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他们身上的国民劣根性。比如，错误与指责都是送给别人的，自己้永远是对的，很干脆地告诉他们，中国人的丑陋，就存在于他们身上。这一次，他们笑不出来了。柏杨给了年轻一代新า的思考角度，他们开始比较彻底地思考着中国人和中国人的文化。就这样，在他们最重要的成长年代，他们遭遇了柏杨，记住了他的警告。他们从心底，感谢柏杨！在整个的八十年代，这一代人还没有言权，始终是时代的脚๐步影响着他们，他们只是一批一批地离开校园，走向世界的各个角落。然而他们以变化宣告了他们的存在，终究有一天，他们的变化，会反过来影响时代的脚步。他们最大的幸运在于，他们是生长在八十年代，一个充满激情和理想的年代！一个充满着“五四”精神的年代！三、以尊严为ฦ核心，中ณ国人文精神的建立“丑陋的中国人”该怎样走出自己的局限？在八十年代，即使是柏杨自己，也没有能够给出答案。关于这一点，柏杨先生本人也承认。当时有读者问，既然中国人丑陋，那么应该怎么เ办？柏杨也不知道。柏杨得到这个答案，是在近乎ๆ二十年后，这就是他的新作《我们要活得有尊严》！在二○○三年的中国大陆，这本书被称做《丑陋的中ณ国人》的姊妹篇。而历经了九十年代迷惘的大陆，在历经了十年的阵痛后，在“打碎”的二十年后，尊严å，也逐渐地成为媒体上见报率最高的词汇之一。一个有意思的命题就是，假如柏杨当年能够给出答案的话，那么会怎样？而另一个非常现实的事实则ท是，八十年代的中国大陆，的确还不知尊严为何物。当时听说美国人到别人家里做客前，一定要先打电å话预ไ约，大多数人不能够理解。那时也不存在隐私意识，公开询问对方的收入是很常见的，不告诉才是不正常的。在这样一种文化水准的土壤上，如果在八十年代柏杨先生带着他的尊严来，很有可能会被看做怪物。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人被奉为万物之ใ灵，但是在现实生存中，个人的精神自由á与独立追求却往往被群体精神所压抑。因为中ณ国文化所强调的核心不是个ฐ人，而是群体。个人权利的空间仅仅局限于独善其身。但是八十年代的启蒙思想，却在“八十年代人”身上留下了无法磨灭的烙印，旧有的价值体系被打碎后，他们开始寻求个性的解放与人格的独立，然而八十年代没有能力给出答案。进入到九十年代后，面对蓬勃展的经济大潮，这一代人在八十年代所取得的自信和激情，在九十年代的物欲中遭遇到เ全面阻击，普遍感到了茫然和失落。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化是比较迷惘的，这个过程，整整持续了十年以上。“物欲”似乎是这个年代的核心词汇。受西方“后现代化”思潮的影响，西方现代文明的“物化”或“异化”，对中国人文精神的考量则又走向了另一个ฐ极端：拜金主ว义盛行！关于这种考量，我们会在莎士比亚的《雅典的泰门》中看到เ他对黄金的诅咒。关于中国文化的思考在这个ฐ时候变得严峻起来，所有的疑问都集中ณ在一个焦点上：中国文化究竟能给现代人怎样的精神家园？这是一个复杂而艰难的问题，它直接关系到了当代国人的价值重构。中国人的价值观不能ม在八十年代的“打碎”之后，过于长久地在空中行走了。这个时候，“八十年代人”陆续开始在各个层面崭露头角。比起八十年代，他们渐渐可以出自己的声音，虽然有些微弱，但是他们广泛地存在着，由此所汇集的声音渐渐显示出了新的力量并出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阶层：“精英阶层”。柏杨的名字在这个时期由于特殊原因逐渐淡出他们的视野，但是柏杨关于国民性的思考，对这时的“精英阶层”留下的深刻影响还在，这种思考在九十年代后半期渐渐上升为ฦ主流，并达成了共识性的声音：文化的根本问题在于人的问题！同当时的中国经济软着陆相似，中国人文精神也在同一时期尝试着自己的软着陆。不同于八十年代的是，这一次似乎没有出现号角似的人物，而是整个“精英阶层”在推动着这个变化。“精英阶层”的共识是：文化的主体是人，人既ຂ是社ุ会主体，又是自身存在的价值主体。不同的主体范畴直接导致了人要同时扮演不同的角色，一方แ面人要实现自我价值，另一方面人又是社会角色。对人自身问题的忽视将会导致人的物化，从而形成全社会性的物欲，人的存在、价值和尊严也将被遗忘。由此，“尊严”这个一向被国人保留แ在字典里的词汇，开始浮出水面并屡屡见诸报端。如果没有八十年代由柏杨引起的那场关于中国人的大讨论，很难想像会有如此广泛的人群，在九十年代共同参与了价值重建的过程。“适时出现”的柏杨4๒
新的价值体系在新า世纪初ม开始呈现出了它的雏形，这就是以尊严å为核心的人文精神的建立，树立个人的人格尊严、生存尊严、道德尊严，做一个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人。这就要求在讲究自身尊严的同时，也要尊重他人尊严，这种尊重，实质上就是对他人价值存在的一种认同。“诚信”也开始成为新的流行词汇。从八十年代到新世纪初ม，从打碎到重建的完整呼应，回顾这二十余年的时间，可以清晰地感受到เ“五四”精神的延续之ใ路。能ม够完成这样一个ฐ阶段性任务，要归结于几方面的因素า，即外部世界的影响、与世界接轨、自我反思下全民素养的逐步提高、面对成长的烦恼付出代价后所取得的经验。“八十年代人”，如今年龄大约在三十多岁到เ五十多岁的“精英阶层”，在这条延续之ใ路上表现出了不可忽视的力量，并且成为ฦ推动今天的当代中国的中坚力量。在他们走过的路上，始终充满着八十年代的声音。那声音里面，有八十年代的激情和理想，也有八十年代的尼采、萨特、弗洛伊德和柏杨。四、新的中国与新的中国人有意思的是，就在中国大陆的尊严核心逐步确立的时候，柏杨再度带着他的新作《我们要活得有尊严å》来到了大陆，并且一度成为二○○三年大众解读尊严的普及本。从“丑陋的中国人”出，柏杨和他的“八十年代人”，在二十年后，双方แ几乎同时会师在尊严这个ฐ坐标点上。当我们回过头来看时，会现存在于大陆与柏杨，或者说两岸之间的一些惊人的巧合：八十年代，当走出“文革”阴影的大陆在阵痛中反思时，在台湾则同样在反思着的柏杨，其思想不仅震动台湾，并且风靡大陆；随后，在大陆出现了“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的现象，与此同时，在柏杨的作品中，也出现了就这一现象挖掘国民劣根性的文章：而当新า世纪初大陆开始倡导尊严的时候，柏杨的尊严也刚ธ好来到了大陆。同为中国人，两ä岸在经济展，甚至一定的意识形态上有着极大的差ๆ别，然而双方แ在同一个ฐ阶段，所反思、所面临的却经常是共同的命题。同文同种的文化挥出的功力，我们无法看到和触摸，但它却如此的强大！在今天的大陆，尊严å不仅仅是一个流行的词汇，以其为轴心的变化几乎ๆ同样是可以触摸的。从八十年代走出的“精英阶层”，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主导力量，他们同样也在以积极的姿态展示着这种力量。一个非常著名的案例就是，广州一收容所错误收容并非法致大学生孙志刚死亡一案，引的对公民生存权的全国大讨论。大讨论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已经实行了二十一年的收容遣送办法被废除，收容站转制为救助站。这样的结果，大大出乎大讨论的起者和参与者们的预ไ料，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中国大陆第一次依靠网络言论的力量，影响了一个案件的展，其结果是十一人被判刑é，一人被判死刑。另一个ฐ更为著名的例子就是，由于“非典”的爆和蔓延，“公众知情权”成为今年最流行的词汇之ใ一。几乎全国的媒体都参与过这场讨论，今天如果用google搜索“非典知情权”，将会查找到一万六千条以上的资讯。最新的变化则是，新า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的实施ๅ，条例最大的变化是取消了原来登记时需男女双方单位出具的介绍信，同时可自愿参加身体健康状况检查。上述的案例、上述的变化，能ม够传递出的信息就是，当代的中ณ国人已经懂得理解尊严的内涵，并且在生存中开始活出了自信。一九九九年柏杨先生去香港，有记者问，他曾经批评中ณ国人丑陋，现在经过好长一段时间，中国人进步了吗？柏杨笑说：“要进步很难，这是文化导致的。不过，如果倡导诚实文化，以诚实做基础，提倡尊严、尊重、包容、理性，远离传统的‘谎言文化’就是一个ฐ进步的开始。”就是这个开始，让我们感受到เ了中国人新的气象，看到了“精英阶层”的影子，听到了八十年代的余音。历经了十年打碎、十年彷徨之ใ后的中国人文精神，或许从现在开始还要再经历十年的建构。或许本文的观点会被认为过于乐观，因为柏杨先生从丑陋到尊严，笔锋所指的国人病症并没有消失，甚至还像顽疾一样地存在着，甚至还可能迸出新的病症。孙志刚致死案不过才生半年，从媒体的披露可以看到เ，相似的案件还在生着；更多的知情权还停留在口头上；结婚登记不用介绍信刚ธ刚是几天的事情，由此便得出结论，是否等同于加减法一样简单化了？事实上，上述变化以及二十年来的变化，让我们感受到的是一个重新建立的人文精神的雏形，这是从“五四”以来不断付出代价也不断努力的结果。一个ฐ民族的人文精神，是建立在国民精神基础上的，正是从鲁迅贯穿到柏杨作品中ณ的国民性。晚清政府曾经把自己้的一败再败归结为ฦ船不坚炮不利，由á此开始了洋务运动，然而船坚炮利后仍然逃脱不掉失败，事实上是晚清的国民精神已经完全腐烂了。九十年代的中ณ国大陆曾一度陷于物欲横流当中，但物质的相对富有同样也无法挽救人文精神的缺失。相反，正是由á于这种缺失，让我们目瞪口呆地看到了更多的丑陋中的丑陋。“适时出现”的柏杨5
而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人文精神的曙光，看到的是中国人进步的曙光，这是从八十年代开始二十年以来，从“五四”运动开始近百年来中国人努力的结果。我们的现在需要的是“五四”精神的延续，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