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错还是一个ฐ有思想的人。他和同时代的贾谊（二人均诞生于公元前200่年），堪称西汉初年最有头脑的政治思想家；他的《论守边疏ຕ》、《论贵粟疏》和贾谊的《治安策》、《过秦论》，也都被誉为“西汉鸿文”一个人有了思想，就总想表达出来。如果这思想是关乎政治的，则还会希望实行。所以，晁错在太子府的时候，便屡屡上书言事，对时政发表意见。其中ณ最有名的，就是“言守边备塞，劝农力本，当世急务二事”这篇疏文在收入《汉书》时，被分成两个部ຖ分。言“守边备塞”的那一部分（即《论守边疏》）收入《晁错传》，言“劝农力本”的那一部分（即《论贵粟疏》）收入《食货志》。我们现在读这些文章，仍然能感觉到晁错是很了不起的。
对于这个“纸上谈兵”的建议，文帝表示嘉许，但并未当真采纳。于是晁错又提出新的建议，这就是《论守边疏》的内容。
可见，削藩，是建立在藩国必反的前提下的。那么，吴王他们果真要反吗？
不过，吴王不反，不等于别人不反；此刻不反，不等于将来不反；刘濞本人不反，不等于他的儿子孙子不反。曹操没有篡位，曹丕不是篡了？朱元璋一死，燕王朱棣不就反了？而且口号也是“清君侧”当然，曹丕也好，朱棣也好，都是后来的事，我们不能据此反推刘濞或他的儿子孙子也是要造反的。但诸侯坐大，对于皇权确实是威แ胁，曹丕和朱棣就是证明。所以，站在帝国的立场，削藩确实是对的。如果任由诸侯拥兵自重，造反的事就迟早会要发生。我们不能不佩服晁错的深谋远虑。
于是就有了对历史的各种说法和多种说法。
看来，家言是靠不住的，比较靠得住的是历史家言。《百家讲坛》的收视率那ว么高，就因为大家都想知道历史的真相，尽管所谓“正史”也难免事实加传言。
申屠嘉也从不拍马屁，反倒疾恶如仇。汉文帝ຓ有个“幸臣”叫邓通。这家伙是个ฐ小人，也是恃宠骄人（孝文时中宠臣，士人则邓ฑ通，宦者则赵同）。申屠嘉却不吃这一套，逮住把柄就问罪，邓通把头磕破了也不顶用，最后还是皇帝出面赔礼道歉说好话，才算了事。这事让申屠嘉ล在朝廷享有崇高威望。所以，申屠嘉憎恶晁错，就等于一大批正人君子都憎恶晁错。晁错得罪了申屠嘉，则等于得罪了一大批好人。
那么，为什么เ那么多人和晁错搞不来呢？除了“道不同，不相与谋”外，性格也是一个原因。晁错的性格是不好的，《史记》、《汉书》都说晁错为人“峭直刻深”什么叫“峭直刻深”？峭，就是严å厉；直，就是刚ธ直；刻，就是苛刻๑；深，就是心狠。这可不是讨人喜欢的性格。不难想象，晁错在朝廷上一定是咄咄逼人，逮住了理就不依不饶的。
晁错的性格中ณ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执著。他是那种认准了一条道儿跑到黑、不见棺材不掉泪的人。为ฦ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政治理想，他可以不顾ุ一切，包括自己的身家性命。汉景帝ຓ二年八月，晁错由á内史晋升御史大夫，极力推行削藩政策，引起舆论哗然。晁父特地从颍川赶来，问他：皇上刚刚ธ即位，大人为政用事，就侵削诸侯，离间人家骨肉，究竟是为ฦ什么？晁错说：“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晁错的父亲说，他们刘家倒是安全安稳，我们晁家可就危险了（刘氏安矣，而晁氏危矣）。我走了，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吾去公归矣）！“遂饮药死”也就是服毒自杀了。
这当然证明了晁错的忠心耿耿，但同时也证明了他的执著。执著好不好？做一个学问家，执著是好的。做政治家，执著就不好，而且是大忌。政治家需要审时度势，见机行事，该坚持时坚持，该妥协时妥协，坚持而不失灵活，妥协而不失原则。晁错显然缺乏这种品质。
晁错是那种为ฦ了理想义无反顾一往无前的人。这样的人，往往受人崇敬，但也往往误人大事。也就是说，这种人只有“美学意义”没有“现实意义แ”；作为人物十分好看，担任朝廷大臣就很可能误国误民。因为他的头脑แ中，只有“该不该做”没有“能不能做”而后者却恰恰是政治家必须ี考虑的。政治家不但要考虑“能不能做”还要考虑是“现在就做”还是“将来再做”汉文帝就懂得这个道理。晁错向文帝上书，说“狂夫之言，而明主ว择焉”文帝回答说：“言者不狂，而择者不明，国之大患，故在于此。使不明择于不狂，是以万听而万不当也。”也就是说，作为ฦ建议，没有什么狂妄不狂妄的；作为决策，却有英明不英明的问题。因此应该道理归道理，事情归事情，建议归建议，决策归决策，不能混为一谈。
同样，像晁错这样的书呆子，也只能让他发议论，出主意，不能让他办实事，掌实权。文章写得好的，事情不一定做得好；调子唱得高的，手段不一定高。高瞻远瞩的人，可能看不清细节；深谋远虑的人，可能看不见眼前。所谓“知人善任”就是要把策划与执行、设计与操作区分开来，让他们各就各位。汉文帝欣赏晁错，却不委以重任授以实权，除晁错资历尚浅外，恐怕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可惜汉景帝没有乃父那种政治家眼光，而晁错要做的又是一件非常的大事，这就惹出了天大的麻烦。
晁错极力主张要做的事情，用苏东坡的话说，是最难做的。苏东坡在《晁错论》这篇文章中，一开始就讲了这个道理。他说，一个国家一个王朝，最难对付的患难，是表面上看天下太平，实际上潜伏着危机，而且难以预测（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ฦ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ใ忧）。这是非常难办的。为ฦ什么呢？因为ฦ坐观其变，静待其时，解决问题的条件虽然更成熟，就怕那时政治已彻底糜烂，局面已不可收拾（则恐至于不可救）；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强行着手消除隐患，则ท承平日久ื，天下无事，谁又相信我们说的危机呢（起而强为之ใ，则ท天下狃于治平之ใ安而不吾信）？这就两难。这个时候，只有那ว些“仁人君子豪杰之士”才能挺身而出“为ฦ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绝非那ว些只想一蹴而就、暴得大名的人所能ม担当（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要知道，在大家都认为ฦ天下太平一片祥和的情况下，无缘无故地挑起一场风波（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ใ端），是要担极大的风险，甚至“冒天下之ใ大不韪”的，除非你能收放自如，还能对天下人有个交代（吾发之，吾能收之ใ，然后有辞于天下）。否则，还是不要轻举妄动的好。
削藩，恰恰就是苏东坡说的这种事；晁错，却不是苏东坡肯定的人。也就是说，削藩其事是其事（决定削藩是对的），晁错其人非其人（起用晁错是错的）。汉景帝用晁错来主ว持削藩之事，恐怕确实是一个性的错误。
晁错，怎么就不是适当人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