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书悄悄地在她耳边说了一句话。圆圆立即感化了似的和爸爸非常友好，妈妈都退居第二了。圆圆始终和爸爸最“哥们”。钟书说的什么เ话，我当时没问，以后也没想到问，现在已没人可问。他是否说“你一生出来，我就认识你”？是否说“你是我的女儿”？是否说“我是你的爸爸”？我们三个人中ณ间，我是最笨的一个。钟书究竟说了什么话，一下子就赢得女儿的友情，我猜不出来，只好存疑，只好永远是个谜了。反正他们两个立即成了好朋友。
圆圆去世，六十岁还欠两个多月。去世前一两个月，她躺在病床上还在写《我们仨》。第一节就是《爸爸逗我玩》。现在，我把她的记事，附在卷末。
是的，这类的我又做过多次，境不同而情味总相似。往往是我们两ä人从一个地方出来，他一晃眼不见了。我到处问询，无人理我。我或是来回寻找，走入一连串的死胡同，或独在昏暗的车站等车，等那末一班车，车也总不来。中ณ凄凄惶惶，好像只要能ม找到他，就能ม一同回家。
第二部我们仨失散了
一九七四年的一月十八日下午，我刚煮好一锅粥，等阿瑗回来同吃晚饭。校内“批林批孔”，运动正值gao潮。我听到钟็书的呼啸和平时不同，急促得快连续不上了。多亏两家邻居，叫我快把“爷爷”送医院抢救。阿瑗恰好下班回来，急忙到医院去找大夫，又找到了校内的司机。一个ฐ司机说，他正要送某教师到เ北医三院去，答应带我们去抢救病人。因为按学校的规则，校内汽车不为家属服务。
我给钟书穿好衣裳、棉鞋，戴上帽子围巾，又把一锅粥严严地裹在厚被里，等汽车来带我们。左等右等，汽车老也不来。我着急说：“汽车会不会在医院门口等我们过去呀？”一位好邻๑居冒着寒风，跑到医院前面去找。汽车果然停在那呆等呢。邻居招呼司机把车开往小红楼。几位邻居架着扶着钟书，把他推上汽车。我和阿瑗坐在他两旁，另一位病人坐在前座。汽车开往北医三院的一路上，我听着钟书急促的呼啸随时都会停止似的，急得我左眼球的微血管都渗出血来了——这是回校后现的。
到了医院，司机帮着把钟书扶上轮椅，送入急诊室。大夫给他打针又输氧。将近四小时之后，钟็书的呼吸才缓过来。他的医疗关系不属北医三院，抢救得性命，医院就不管了。钟็书只好在暖气片的木盖上躺着休息。
送我们的司机也真好。他对钱瑗说：他得送那位看病的教师回校，钱老师什么时候叫他，他随叫随到。钟书躺在宽仅容身的暖气片盖上休息，正是午夜十二点。阿瑗打电å话请司机来接。司机没有义务大冬天半夜三更，从床上起来开车接我们。他如果不来接，我们真不知怎么回小红楼。医院又没处可歇，我们三人都饿着肚子呢。
裹在被窝里的一锅粥还热，我们三人一同吃了晚饭，钟็书这回不呼啸了。
校医室也真肯照顾，护士到เ我们家来为钟็书打针。经校医室诊治，钟็书渐渐好起来，能ม起床卧在躺椅里，能由á我扶着自己到เ医院去请护士打针ฤ。
我们和另两家合住这一组房子，同用一个厨房，一间卫生间。一家姓熊，一家姓孟。平日大家都上班或上学。经常在家的，就剩我们夫妇、孟家一个五岁多的男ç孙、熊家奶奶和她的小孙子。三餐做饭的是老熊和孟家主妇我称她小常宝，还有我。我们三个谈家常或交流烹调经验，也互通有无，都很要好。孟家小弟成天在我们屋里玩。熊家小弟当初只会在床上蹦，渐渐地能扶墙行走，走入我们屋里来。
那时的钟书头长了不能出去理，满面病容，是真正的“囚垢面”。但是熊家小弟却特别垂青，进门就对“爷爷”笑。钟书上厕所，得经过他们家门口。小弟见了他，就伸出小手要爷爷抱。钟็书受宠若惊。熊家奶奶常安慰我说：“瞧！他尽对爷爷笑！爷爷的病一定好得快。”
可是熊家奶奶警觉地观察到钟็书上厕所走过他家时，东倒西歪。房子小，过道窄，东倒西歪也摔不倒。熊家奶奶叫我注意着点儿。钟็书已经抢救过来，哮喘明显地好了。但是我陪他到医院去，他须我扶，把全身都靠在我身上，我渐渐地扶不动他了。他躺在椅里看书，也写笔记，却手不应心，字都歪歪斜ฒ斜地飞出格子。渐渐地，他舌头也大了，话也说不清。我怕是他脑子里长了什么东西。校医院的大夫说，当检查。
我托亲友走后门，在北京两个大医院里都挂上了号。事先还费了好大心思，求附近的理店格外照顾；钟书由常来看顾他的所内年轻人扶着去理了。
钟书到两个ฐ医院去看了病，做了脑电图。诊断相同：他因哮喘，大脑皮层缺氧硬化，无法医治，只能看休息一年后能否恢复。但大脑没有损伤，也没有什么瘤子。
我放下半个心，悬着半个心。钟书得休养一个时期。那时候，各单位的房子都很紧张。我在小红楼已经住过寒冬，天气已经回暖，我不能老占着人家的房子不还。我到เ学部向文学所的小战士求得一间办公室，又请老侯为我保驾，回家取了东西，把那ว间办公室布置停当。一九七四年的五月二十二日，我们告别了师大的老年、中年、幼年的很多朋友，迁入学部ຖ七号楼西尽头的办公室。
十四
办公室并不大，兼供吃、喝、拉、撒、睡。西尽头的走廊是我们的厨房兼堆煤饼。邻室都和我们差ๆ不多，一室一家；走廊是家家的厨房。女厕在邻๑近，男ç厕在东尽头。钟书绝没有本领走过那条堆满杂物的长走廊。他只能“足不出户”。
不过这间房间也有意想不到的好处。文学所的图书资料室就在我们前面的六号楼里。钟书曾是文学研究所图书资料委员会主ว任，选书、买书是他的特长。中文的善本、孤本书籍，能ม买到的他都买。外文包括英、法、德、意等的经典作品以及现当代的主流作品，应有尽有。外宾来参观，都惊诧文学所图书资料的精当完美。而管理图书资料的一位年轻人，又是钟书流亡师大时经常来关心和帮忙的。外文所相离不远。住在外文所的年轻人也都近在咫尺。
我们在师大，有阿瑗的许多朋友照顾；搬入学部七楼ä，又有文学所、外文所的许多年轻人照顾。所以我们在这间陋室里，也可以安居乐业。钟็书的“大舌头”最早ຉ恢复正常，渐渐手能ม写字，但两脚๐还不能走路。他继续写他的《管锥编》，我继续翻译《堂·吉诃德》。我们不论在多么艰苦的境地，从不停顿ู的是读书和工作，因为这也是我们的乐趣。
钱瑗在我们两人都下放干校期间，偶曾帮助过一位当时被红卫兵迫使扫街的老太太，帮她解决了一些困难。老太太受过高等教育，精明能ม干，是一位著名总工ื程师的夫人。她感激阿瑗，和她结识后，就看中她做自己的儿媳妇，哄阿瑗到她家去。阿瑗哄不动。老太太就等我们由干校回京后，亲自登门找我。她让我和钟书见到了她的儿子；要求让她儿子和阿瑗交交朋友。我们都同意了。可是阿瑗对我说：“妈妈，我不结婚了，我陪着爸爸妈妈。”我们都不愿勉强她。我只说：“将来我们都是要走的，撇下你一个人，我们放得下心吗？”阿瑗是个孝顺女儿，我们也不忍多用这种话对她施加压力。可是老太太那方努力不懈，终于在一九七四年，我们搬入学部办公室的同一个月里，老太太把阿瑗娶到了她家。我们知道阿瑗有了一个美好的家，虽然身处陋室，心上也很安适。我的女婿还保留แ着钟书和老太太之间的信札，我附在此文末尾的附录二。
“斯是陋室”，但钟书翻译毛主席诗词的工作，是在这间屋里完成的。
一九七四年冬十一月，袁水拍同志来访说：“江青同志说的，‘五人小组’并未解散，钟书同志当把工作做完。”我至今不知“五人小组”是哪五人。我只知这项工作是一九六四年开始的。乔๒冠华同志常用他的汽车送钟书回家，也常到我们家来坐坐，说说闲话。“文化大革命”中工ื作停顿，我们和乔๒冠华同志完全失去联系。叶君健先生是成员之一。另二人不知是谁。
这件事我以为是由á周总理领导的。但是我没有问过，只觉得江青“抓尖儿卖乖”，抢着来领ๆ导这项工ื作。我立即回答袁永拍说：“钱钟书病着呢。他歪歪倒倒地，只能在这屋里待着，不能出门。”
对方表示：钱钟书不能ม出门，小组可以到这屋里来工作。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我们这间房，两壁是借用的铁书架，但没有横格。年轻人用从干校带回的破木箱，为我们横七竖八地搭成格子，书和笔记本都放在木格子里。顶ะ着西墙，横放两张行军床。中间隔一只较为完整的木箱，权当床头柜兼衣柜。北窗下放一张中不溜的书桌，那ว是钟书工作用的。近南窗，贴着西墙，靠着床，是一张小书桌，我工ื作用的。我正在翻译，桌子只容一沓稿纸和一本书，许多种大词典都摊放床上。我除了这间屋子，没有别处可以容身，所以我也相当于挪不开的物件。近门有个洗脸架，旁有水桶和小水缸，权充上下水道。铁架子顶上搭一块木板，放锅碗瓢盆。暖气片供暖不足，屋子里还找出了空处，生上一只煤炉，旁边放几块蜂窝煤。门口还挂着夏日挡蚊子冬日挡风的竹帘ຈ子。
叶君健不嫌简陋，每天欣然跑来，和钟书脚对脚๐坐在书桌对面。袁水拍只好坐在侧面，竟没处容膝。周珏良有时来代表乔冠华，他挤坐在钟书旁边的椅上。据说，“钟书同志不懂ฦ诗词，请赵朴初同志来指点指点”。赵朴初和周珏良不是同时来，他们只来过两三次。幸好所有的人中没一个ฐ胖子，满屋的窄道里都走得通。毛主席诗词的翻译工作就是在这间陋室里完成的。
袁水拍同志几次想改善工作环境，可是我和钟书很顽固。他先说，屋子太小了，得换个房子。我和钟书异口同声，一个ฐ说“这里很舒服”；一个说“这里很方便”。我们说明借书如何方便，如何有人照ั顾等等，反正就是表示坚决不搬。袁辞去后，我和钟书咧着嘴做鬼脸说：“我们要江青给房子！”然后传来江青的话：“钟书同志可以住到钓鱼台去，杨绛同志也可以去住着，照顾钟็书同志。”我不客气地说：“我不会照顾人，我还要阿姨ถ照顾呢。”过了一天，江青又传话：“杨绛同志可以带着阿姨ถ去住钓鱼台。”我们两个没有心理准备，两人都呆着脸，一言不。我不知道袁水拍是怎么回话的。
一九七五年的国庆日，钟书得到国宴的请帖，他请了病假。下午袁水拍来说：“江青同志特地为你们准备了一辆小轿车，接两位去游园。”钟书说：“我国宴都没能ม去。”袁说：“钟书同志不能去，杨绛同志可以去呀。”我说：“今天阿姨ถ放假，我还得做晚饭，还得看着病人呢。”我对袁水拍同志实在很抱歉，我并不愿意得罪他，可是他介于江青和我们俩之间，只好对不起他了。毛主席诗词翻译完毕，听说还开了庆功会，并飞往全国各地征求意见。反正钱钟书已不复是少不了的人，以后的事，我们只在事后听说而已。钱钟书的病随即完全好了。
这年冬天，钟书和我差点儿给煤气熏死。我们没注意到烟囱管出口堵塞。我临睡服安眠药，睡中闻到เ煤气味，却怎么也醒不过来，正挣扎着要醒，忽听得钟็书整个ฐ人摔倒在地的声音。这沉重的一声，帮我醒了过来。我迅穿衣起来，三脚两步过去给倒地的钟书裹上厚棉衣，立即打开北窗。他也是睡中ณ闻到煤气，急起开窗，但头晕倒下，脑门子磕在暖气片上，又跌下地。我把他扶上床，又开了南窗。然后给他戴上帽子，围上围巾，严严å地包裹好，自己也像严冬在露天过夜那样穿戴着。我们挤坐一处等天亮。南北门窗洞开，屋子小，一会儿煤气就散尽了。钟็书居然没有着凉感冒哮喘。亏得他沉重地摔那一跤，帮我醒了过来。不然的话，我们两ä个ฐ就双双中毒死了。他脑门上留下小小一道伤痕，几年后才消失。
一九七六年，三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相继去世。这年的七月二十八日凌晨唐山地震，余震不绝，使我们觉得伟人去世，震荡大地，老百姓都在风雨飘摇之ใ中。
我们住的房间是危险房，因为原先曾用作储藏室，封闭的几年间，冬天生了暖气，积聚不散，把房子胀裂，南北二墙各裂ฐ出一条大缝。不过墙外还抹着灰泥，并不漏风。我们知道房子是混凝土筑成，很坚固，顶ะ上也不是预制板，只两层高，并不危险。
但是所内年轻人不放心。外文所的楼最不坚固，所以让居住在楼ä里的人避居最安全的圆穹顶大食堂。外文所的年轻人就把我们两张行军床以及日用必需品都搬入大食堂，并为ฦ我们占了最安全的地位。我们阿姨ถ不来做饭了，我们轮着吃年轻人家的饭，“一家家吃将来”。钟书始终未能ม回外文所工作，但外文所的年轻人都对他爱护备至。我一方面感激他们，一方面也为钟书骄傲。
我们的女儿女婿都来看顾我们。他们作了更安全的措施，接我们到他们家去住。所内年轻朋友因满街都住着避震的人，一路护着我们到女儿家去。我回忆起地震的时期，心里特别温馨。
这年的十月六日“四人帮”被捕，报信者只敢写在手纸上，随手就把手纸撕毁。好振奋人心的消息！
十一月二十日，我译完《堂·吉诃德》上下集共八册，全部定稿。钟书写的《管锥编》初稿亦已๐完毕。我们轻松愉快地同到女儿家，住了几天，又回到เ学部的陋室。因为在那ว间屋里，钟书查阅图书资料特方แ便。校订《管锥编》随时需要查书，可立即解决问题。
《管锥编》是干校回来后动笔的，在这间办公室内完成初稿，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产物。有人责备作者不用白话而用文言，不用浅易的文言，而用艰深的文言。当时，不同年龄的各式红卫兵，正逞威横行。《管锥编》这类著作，他们容许吗？钟书干脆叫他们看不懂ฦ。他不过是争取说话的自由而已，他不用炫耀学问。
“嘤其鸣兮，求其友声。”友声可远在千里之外，可远在数十百年之后。钟็书是坐冷板凳的，他的学问也是冷门。他曾和我说：“有名气就是多些不相知的人。”我们希望有几个知已，不求有名有声。
钟书脚力渐渐恢复，工作之余，常和我同到日坛公园散步。我们仍称“探险”？因为我们在一起，随处都能探索到新奇的事。我们还像年轻时那ว么兴致好，对什么都有兴趣。
十五
一九七七年一月间，忽有人找我到学部ຖ办公处去。有个办事人员交给我一串钥匙，叫我去看房子，还备有汽车，让我女儿陪我同去，并对我说：“如有人问，你就说‘因为你住办公室’。”
我和女儿同去看了房子。房子就是我现在住的三里河南沙沟寓所。我们的年轻朋友得知消息，都为我们高兴。“众神齐着力”，帮我们搬入新居，那天正是二月四日立春节。
钟书擅“格物致知”，但是他对新居“格”来“格”去也不能“致知”，技穷了。我们猜了几个人，又觉得不可能。“住办公室”已๐住了两年半，是谁让我们搬到这所高级宿舍来的呀？
何其芳也是从领导变成朋友的。他带着夫人牟鸣同来看我们的新居。他最欣赏洗墩布的小间，也愿有这么一套房子。显然，房子不是他给分的。
八月间，何其芳同志去世。他的追悼会上，胡乔๒木、周扬、夏衍等领ๆ导同志都出现了。“文化大革命”终于过去了。
阿瑗并不因地震而休假，她帮我们搬完家就回学校了。她婆家在东城西石槽，离我们稍远。我们两ä人住四间房，觉得很心虚，也有点寂寞。两人收拾四个ฐ房间也费事。我们就把“阿姨”周奶奶接来同住。钟书安闲地校订他的《管锥编》，我也把《堂·吉诃德》的稿子重看一过，交给出版社ุ。
十月间，胡乔๒木同志忽然来访，“请教”一个问题。他曾是英译毛选委员会的上层领导，和钟书虽是清华同学，同学没多久ื，也不相识，胡也许只听到钱钟书狂傲之名。
钟็书翻译毛选时，有一次指出原文有个ฐ错误。他坚持说：“孙猴儿从来未钻入牛魔王腹中。”徐永火英同志请示ิ上级，胡乔木同志调了全国不同版本的《西游记》查看。钟书没有错。孙猴儿是变作小虫，给铁扇公主吞入肚里的；铁ກ扇公主也不能ม说是“庞然大物”。毛主席得把原文修改两句。钟书虽然没有错，他也够“狂傲”的。乔๒木同志有一次不点名地批评他“服装守旧”，因钟书还穿长袍。
我们住办公室期间，乔木同志曾寄过两ä次治哮喘的药方。钟书承他关会，但无从道谢。这回，他忽然造访，我们猜想房子该是他配给的吧？但是他一句也没说到房子。
我们的新居共四间房，一间是我们夫妇的卧室，一间给阿瑗，一大间是我们的起居室或工ื作室，或称书房，也充客厅，还有一间吃饭。周奶奶睡在吃饭间里。周奶奶就是顺姐，我家住学部时，她以亲戚身分来我家帮忙，大家称她周奶奶。她说，不爱睡吃饭间。她看中走廊，晚上把床铺在走廊里。
乔木同志偶来夜谈，大门口却堵着一只床。乔木同志后来问我们：房子是否够住。我说：“始愿不及此。”这就是我们谢他的话了。
周奶奶坦直说：“个人要自由呢。”她嫌我们晚间到她屋去倒开水喝。我们把热水瓶挪入卧室，房子就够住了。
乔木同志常来找钟书谈谈说说，很开心。他开始还带个警卫，后来把警卫留在楼ä下，一个ฐ人随随便便地来了。他谈学术问题，谈书，谈掌故，什么都谈。钟书是个有趣的人，乔木同志也有他的趣。他时常带了夫人谷羽同志同来。到我们家来的乔๒木同志，不是什么领导，不带任何官职，他只是清华的老同学。虽然同学时期没有见识，经过一个“文化大革命”，他大概是想起了清华的老同学而要和他相识。他找到钟书，好像老同学重又相逢。
有一位乔木同志的相识对我们说：“胡乔木只把他最好的一面给你们看。”
我们读书，总是从一本书的最高境界来欣赏和品评。我们使用绳子，总是从最薄弱的一段来断定绳子的质量。坐冷板凳的书呆子，待人不妨像读书般读；政治家或企业家等也许得把人当做绳子使用。钟书待乔木同志是把他当书读。
有一位乔木同志的朋友说：“天下世界ศ，最苦恼的人是胡乔木。因为他想问题总是从第一度想起，直想到一百八十度，往往走到自己的对立面去，自相矛盾，苦恼不堪。”乔木同志想问题确会这样认真负责。但是我觉得他到我家来，是放下了政治思想而休息一会儿。他是给自己放放假，所以非常愉快。他曾叫他女儿跟来照相。我这里留着一张他痴笑的照片，不记得钟书说了什么เ话，他笑得那ว么乐。
可是我们和他地位不同，身份不同。他可以不拿架子，我们却知道自己้的身份。他可以随便来我们决不能随便去，除非是接我们去。我们只能“来而不往”。我们受到庇护，心上感激。但是钟书所能报答的，只不过为他修润几个ฐ文字而已。钟书感到เ惭愧。
我译完《堂·吉诃德》。外文所领导体谅我写文章下笔即错，所以让“年轻人”代我写序。可是出版社硬是要我本人写序。稿子压了一年也不排。我并不懂生意经。稿子既然不付印，我就想讨回稿子，以便随时修改。据说这一来出版社要赔钱的。《堂·吉诃德》就没有序文而出版了。后来乔木同志责备我为什么不用“文革”前某一篇文章为序，我就把旧文修改了作为序文。《堂·吉诃德》第二次印刷็才有序文。
《管锥编》因有乔木同志的支持，出版社ุ立即用繁体字排印。钟书高兴说：“《管锥编》和《堂·吉诃德》是我们最后的书了。你给我写三个字的题签，我给你写四个字的题签，咱们交换。”
我说：“你太吃亏了，我的字见得人吗？”
他说：“留个ฐ纪念，好玩儿。随你怎么写，反正可以不挂上你的名字。”我们就订立了一个ฐ不平等条约。